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体现在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中最为关键而灵动的生产要素“资本”——最大化。在货币转化为贸易资本，又由贸易资本衍生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程中，尽管存在社会矛盾的交织重叠，但资本形式的转换，带动劳动禀赋、资源要素形式的转换，毕竟刺激了经济增长，带动了社会发展。时至今日，资本这一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要素，正日渐脱离社会生产的客观物质条件约束，在逐利本能的驱使下，其投机性被无限扩容，以“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为宗旨，资本剩余愈来愈呈现出对其自身难以控制的局面，而经济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具备一个良性的资本投资市场，但这必须是一个吸引投资的市场，而不是吸引投机的市场，吸引投机的市场无异于赌场”^[6]。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是由消费、出口和投资所构成的工具变量，与技术、信息和制度所构成的价值变量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而以产业资本权力所驱动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确实曾经创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奇迹。这一点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即可证明。但是，人们往往看到，市场与资本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以至于人们深信，完备的经济权力结构，是任由资本驱动并驾驭的，是抵触或曰根本不能容忍国家权力干预的。但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产业空洞化与市场虚拟化是一脉相承的，货币只有在实体经济的社会化生产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价值意义的资本。正如希法亭所指出，“虚拟资本的创造本身，已经是资本主义财产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以前资本主义财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那么，现在虚拟资本的创造却提供了创业利润的可能性”^[7]。一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必经过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可以增值，那么，货币第一个抛弃的，就是其产业资本的属性，进而抛弃的就是阻止其为所欲为的旧市场，并随即创造出顺应其逐利冲动的新市场，而这一经济形态，完全得益于资本主义唯市场权力意志为动的经济权力结构所致。过去的英国与现在的美国标志着这种经济权力结构所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可持续性，这是包容性增长经济权力结构创新必须解决的“病灶”所在，也是其得以实现的前提所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