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以土地要素形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早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仅以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对经济权力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予以讨论。

以中国明朝的灭亡为例。明朝的建立与繁荣，标志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但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进入土地要素最大化时期。就市场而言，在逐利本能驱动下，以皇庄、官宦和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以难以估量的规模和速度、难以言状的卑鄙而残酷的手段，对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土地，进行兼并和瓜分。就经济权力结构而言，以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为标志，中国进入皇权高度集中社会。这种社会环境实际上在两个方面，构成了对当时农民阶级经济权力的严重侵害，其一，是由市场所导致的失去土地的风险和灾难，其二，是由经济权力结构所导致的难以承受的赋税负担。

一份关于土地资源的史料，可以充分说明土地兼并的问题在明朝时期的严重程度。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全国登记在册的赋税土地为8亿5千万亩，而到了万历年间，这一数字却下降为5亿1千万亩^[4]，历经200多年发展，竟有近3亿4千万亩土地收入被皇权之外的利益集团吞噬。虽然历经张居正“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明朝的气数又有所延续，但就当时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土地的大肆兼并而言，其灭亡的命运，自万历年间就已经注定。

如果说土地兼并导致了大明江山的摇摇欲坠，那么高度集中的皇家经济权力，在不敢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向自己打出了导致灭亡的最后一击。首先，赋役繁苛，催征严急。其次，征收政策极不合理。王公贵族、乡绅官宦，包括文人举子全部或多或少地享受到各种各样的减免政策。而横征暴敛的做法加速了农民和低小商贩的破产，导致出现大量的流民，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自然会啸聚一方，揭竿而起。由此不难看出，李自成起义取得节节胜利，完全是天灾人祸所导致。而疯狂的土地兼并以及由此所促成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无疑是导致暴乱抗争的社会现实基础。

回顾中国历史，除黄巾军起义是由于瘟疫流行，元末明初起义是由于民族冲突以外，历次农民战争，大多与土地兼并有关，其基本演绎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朝代更迭——分封划地——财富追逐——土地兼并——民间疾苦——农民战争——推翻朝政——新一轮朝代更迭。尽管洪秀全起义是由于满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且起义的思想发动借鉴于西方宗教神学，但是，其颁布实施的《天朝田亩制度》，与黄巢的“天补均平”，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等历代农民起义的宗旨完全一致，那就是要彻底终结土地兼并，废除不合理的税赋徭役制度，创建一种“普天下皆一式”的彻底平均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无独有偶，150多年后法国封建王朝，与大明王朝土地要素的最大化所导致的覆灭恰好形成东西方的对应。(www.daowen.com)

18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情况，这种类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模式的单一土地要素最大化，二是经济权力结构的“内卷化”，即通过极不合理的税赋制度，不断加强中央高度集权。其核心，尽管在社会形态上表现的是市场模式与经济权力结构的严重背离，但是在核心要素依赖方面，表现出与中国明末时期完全“如出一辙”的特征。

对于法国社会发展的命运，最具说服力的解读，并不是经济学家们，而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这位最终放弃行动，专于思考的法国贵族敏锐地感觉到，税收结构和方式对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他指出，“征税权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所有其他权力”。“一言概之：税收是所有其他事物的来源”。^[5]

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著中，对大革命前法国的经济制度，给予了极其精准的分析，第一，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安排，导致贵族和中产阶级纷纷采用各种手段，逃避税收或只缴纳很少额度的税，农民成为承担整个国家经济负担的阶级，以至于在法国社会造成了一种贵族富人纳税少，而贫苦百姓纳税多的局面。第二，为了避免政府可能遭受的浩劫，国王通过售卖官职，建立了一套与旧体制平行的行政结构，但是，卖官鬻爵，并没有使获得贵族身份和权位的普通民众，在任何一个方面，与国王和贵族所代表的法国有任何的社会认同。第三，当时的法国政府试图通过指令性、命令式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政策，引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非但没有激起任何生产的热情，而是“把整个民众变成一群消极的公民，使得他们在需要做事时的第一冲动都是向政府索要帮助，而不是自己主动去做事。”正是这三个最直接的原因，终于导致在1789年爆发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丽得无可比拟”的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