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要素最大化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基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经济权力结构的创新是客观物质环境的要求所致，我们对于这种发展的趋势，既不能够熟视无睹，也不能够超越现实。这一点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技术依赖”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即可证实。

就现当代社会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劳动要素的重新认识，始于索洛模型。当经济行为主体的过程革新与结构创新能力进入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后，生产要素构成的理解和认识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但也反映出原有单一资本权力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困境。尽管熊彼特所概括的技术进步实现途径更多被解释为“企业家才能”，但技术进步的驱动因素并不是完全由资本所驱动，劳动要素禀赋的优化过程，也并不完全具有纯粹私人投资属性，已经成为普遍共识。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客观矛盾，反而加剧了工资福利、就业压力等一系列福利主义原则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劳动要素的权利主张不再以通过无产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而是以“工团主义”与执政当局的谈判机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劳动要素最大化的诉求，既是发达国家不得不调整经济权力结构的原因，也是其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效应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客观物质基础。(www.daowen.com)

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相对应，苏联开创的冻结化市场模式，实质上是以经济行为主体高度自觉的意识形态原则为前提的，这一前提严重夸大了劳动要素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核心作用，而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与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二者不可割裂开来。已有的历史证明，仅仅依靠人民群众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并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生产效率的低下，证明了其内卷化。马克思在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这“两个必然”的同时，也提出了“两个绝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忽视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权力，冀图通过劳动要素的最大化，体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促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并不断引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违背经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实践，恰好走向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反面，既没有解放生产力，更没有发展生产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