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研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要强调“伦理”，而不是将“道德”这一通常更为熟知的概念，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点。就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意义而言，道德和伦理都是用来反映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如果以经济学语境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从层次上看，道德带有人格化、直接性和自发性，常与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定式、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或曰，与芸芸众生中的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如果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利益上与既定的利益让予模式发生冲突，即刻会遭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内心鞭挞直至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伦理则带有超人格化、理性和间接性，在规定、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同时，它还研究这种规定和约束的合理性，乃至秩序存在、制度存在和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更强调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正基于此，黑格尔认为“从道德向伦理的过渡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63]。

其次，从实践意义上看，道德偏重于现实性的规范和约束，有赖于行为个体的道德选择来实现既定的行为范式，而这种规范和约束是相对静态的甚至是固化的，不必带有或曰不应带有思辨和进取性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道德甚至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戒条律令，亘古不变^[64]；伦理则偏重于以推动作为目的，在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的同时，更强调人的进取性，通过以共同目的的认同和追求，寻找、约定并共同遵守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法则。这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依据，伦理的效用空间拓展得越大，人类社会获得的精神自由就越多。

对道德和伦理进行比较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们所要分析的，是包容性增长的伦理基础，而不是道德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味突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规范，而忽视客观条件下的行为准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换言之，道德是伦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伦理是道德的延伸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要求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的伦理性，但我们不能强求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道德化^[65]。

在既有的市场与社会的论述中，自主与自由是相生相伴的矛盾体，自主是每一个行为主体的个别选择，但自由却是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之上的公共选择。自由主义至上的观点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恰恰因此，自由主义使自己陷入“自由悖论”，即强调个体行为的自主性，就无法规范人类的自由选择，而强调人类的自由选择，又会忽视个体的自主性。“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的幻觉模糊了这一客观现实”^[66]。它把特殊的、历史的选择，视同为绝对的、一般性的选择。与此对应，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是相生相伴的辩证统一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竞争是每一个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国家权力却是建立在社会正义道德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既不能否定社会正义基础上市场权力的正当性，也不能否定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个人主义和道德至上都会构成这样一个死循环，即强调经济行为主体的自主性，就无法规范人类的社会选择，而强调人类的社会正义选择，又会忽视经济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在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下，如同我们不能将市场秩序法则视为绝对的、一般性道德标准一样，我们也不能将道德标准视为绝对的、一般性市场秩序法则。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67]。

对经济实践具有客观性指导意义，是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研究的价值论体现。我们既不能以市场构成社会，也不能以社会替代市场。经济行为主体身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环节、过程之中，传统道德的说教，难以维系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伦理支撑。试图以抽象的正义诉求，作为驳斥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合理性的依据，其结果只能是将抽象的道德观念超越现实的伦理实践条件，进而彻底否定市场经济作为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将构成关于经济增长认识的“道德至上主义”。包容性增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增长，是在客观伦理现实环境中的增长。唯有基于这一认识，才可避免将人类经济生活的一切诉求，全部装入包容性增长的“箩筐”，否则，包容性经济增长只能是理想，而不可能变成现实，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也会陷入虚无主义而难以自拔。

包容性增长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统一体，它要求市场秩序与社会秩序、生产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忽视这一点，就会将包容性增长的以人为本的本质性要求和机会均等成果共享的分配正义原则强制等同于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68]。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现实意义的社会正义。据此，我们在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方面应当最先确立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包容性增长是谋求经济权力均衡的增长，它既要体现对市场权力的包容性，也要体现对国家权力的包容性，其实质，就是要将社会正义寓于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有机融合的经济权力结构之中。换言之，就意识形态而言，只有在社会正义理念指导下，对经济权力结构加以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注释】

[1]这是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基本观点。

[2]【英】J．罗宾逊（Joan Robinson）．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版第4页．

[3]【英】西德尼·温特劳步（Sidney Weintraub）．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陈玮，张廷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8月版第35页．

[4]C．曼特扎维诺斯（C．Mantzavinos）．个人、制度与市场．梁海音，陈雄华，帅中明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75页．

[5]【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8页．

[6]饥荒导致欧洲农业生产减少3～4倍，而人口减少1/3或1/4。

[7]与此状况截然相反，960～1127年，恰好是中国的北宋时期，它因科举制度的确立以及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

[8]【美】威利斯顿·沃尔克（Williston Walker）．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3页．

[9]【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第39页．

[10]【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11]“大航海”或曰“地理大发现”，是欧洲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它以1493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标志。就历史断代而言，西方历史学家以1500年前后，作为欧洲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遥远东方的中国，在近875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繁荣的唐朝时代，经历了北宋和南宋，与当时欧洲面对的，是更加繁盛的大明王朝。

[12]【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第75页．

[13]公元8世纪，罗马教廷借助伪造的《君士坦丁捐赠书》建立了教皇国，开始了长达1200余年的统治。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不仅见证了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兴起与灭亡，而且始终保持英格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精神国家”地位。直到1929年，由教皇皮尔斯11世与墨索里尼签订协议，创立了新的教皇国家——梵蒂冈。引自【澳】亚历山大·坎杜希（Alexander Canduci）．历史大谎言：我们不可不知道的历史真相．王鸿雁，张敬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84页．

[14]霍布斯，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建立了英国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他以圣经中的利维坦（Leviathan）概括国家具有两面性质，是一个既能保护臣民又要掠夺臣民的怪兽。

[15]这一思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关于国家的论述中，始终将国家视为“掠夺者”。

[16]与之对应，东方文明中并非缺乏法理思维，但这一思维建立于宗法与皇权的基础之上。法理人格化是中国始终存在而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西方世界所诟病的司法缺乏独立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是国家控制的纵向工具的观念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日常生活。

[17]【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李梅译．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81页．

[18]【英】杰克·古迪（Jack Goody）．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93页．

[19]冒从虎等．欧洲哲学通史（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312页．

[20]【英】梯利（Frank Thilly）．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7月版第283～285页．

[2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82页．

[22]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因内向孤僻竟然钟情倾心于自己用象牙雕刻的美女像，最终感动了爱神，使其得以娶自己的作品所幻化的真人为妻。

[23]1934年9月，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为纪念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拍摄的纪录片片名。该片使其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自我标榜最有想象力的宣传员”。影片开头的字幕，说明了该片的主题：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战爆发后20年，德国的苦难开始后16年，新生的德国起步后19个月，阿道夫·希特勒再次来到纽伦堡，检阅忠实的追随者队伍。

[24]整个18世纪，欧洲的奴隶贩卖达到了年均5.5万人的规模，个别时期甚至达到年均10万人规模，这在16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的数量只有年均2000人左右。通过暴力或交换等方式，数百万非洲人被迫背井离乡，走向生死未卜的不归之路。其中的许多人不堪极度的奴役和驱使，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活活累死了。这是16、17、18世纪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血腥基础（但在西方人的学说里这些基本上被抹去了）。引自【法】米歇尔·波德（Michel Beaud）．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郑方磊，任轶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3页．

[25]【美】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87页．

[26]1536年，约翰·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中提出，只要用于生产的目的，允许教民加息放贷。而在此之前，“以钱生钱”是违背教义的行为。这实质上是从宗教教义上，确立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合法性。

[2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转型中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评论集．路爱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94页．

[28]【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12年5月第二版第166页．

[29]这种依附的主要载体，就是国家。因为，国家是法律意志的代表，而法律意志是社会利益集团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活动要求的本质体现。正因此，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概括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30]【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道德情操论．余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5、93页．

[31]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般认为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互为补充。(www.daowen.com)

[3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13页．

[3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03页．

[34]事实上，《道德情操论》（1759年）比《国富论》（1776年）早完成了17年。二著源自亚当·斯密自1752年在其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所开设“道德哲学”讲座的讲义。而前者被誉为西方“论语”，后者被誉为市场“圣经”的表述本身，已经将斯密的思想，做出人为的割裂。

[35]【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1月版封2．

[36]【美】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207页．

[3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0月版第163～171页．

[38]法国社会学家，其“社会事实”与“团体意识”研究，使其成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39]【法】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m）．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247页、第345页．

[40]陈寅恪所作王国维墓志铭中语，镌刻于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

[41]斯宾塞的名著《社会静力学》（1850）比达尔文《物种起源》早八年出版。颇为讽刺的是，如同亚当·斯密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辩护人一样，达尔文本人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也从来没有倡导过社会生活的“适者生存”。

[42]【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1月版第120页．

[43]现代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1922年完成《社会主义》，提出由于社会主义不存在自由市场，因而就不能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导致经济计算的失能，因而注定不能维持，最终破产。

[44]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提出者，认为货币供给决定生产价值。同时，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术阵地——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

[45]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其为反驳罗尔斯的《正义论》而著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而其“最弱化国家”的理论，却在客观上成为美国混和经济现实的反讽。

[46]【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91页、第183页、第423页．

[47]【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王建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译者的话》．

[48]仿佛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众神之神（god of gods）、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的大门即将开启，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成为世俗宗教之后，开始对其奉若神明般的顶礼膜拜。新自由主义者乃至一切反对既定社会、国家秩序的人，都可以标榜自己对哈耶克是“懂的”，而这一状况在当下中国表现尤甚。

[49]邓正来主编．哈耶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63页．

[50]邓正来主编．哈耶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60～361页．

[51]【美】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3页．

[52]【美】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rzik）．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35页．

[5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版第478页．

[54]一种认为欧洲文明引领世界文明进程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实质，是文化优越论和文明歧视。黑格尔认为世界文明运动始于东方，而终点则在欧洲的观点影响了近现代一大批学者的思想，“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形态统领世界价值观的经典性诳语。马克思也同意“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但他的终结观是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

[55]【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页．查默斯·约翰逊，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东亚问题专家。因其最早提出日本发展模式概念而被称为“日本模式之父”。

[56]西汉时期桓宽所著《盐铁论》，当为世界上最早的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论辩之著。该著完成81年后，西方以传说中的基督诞生年作为公元纪年之始。至于新教伦理的出现，则是该著完成1500多年后的事情。

[57]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恩准下，以271对262的微弱票数（9票之差）发动对大清帝国的“行动”（英国政府拒绝称之为“战争”，只承认是对林则徐禁烟的报复，因而不宣而战）。战败的中国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58]2004年5月，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一文，系统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意义，引起强烈反响。他本人也被称作“北京共识之父”。

[59]李普塞特，美国政治社会学创始人，其所创立的“政治人”概念，成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说教之一。引自【美】李普塞特（S．M．Lipset）．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23页．

[60]库兹涅茨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程度，将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而趋于下降这一结论，而作为该项统计数据来源的美国的分配不公问题，证明其理论参数的设定，与社会现实并不相符。

[61]因此，罗尔斯遭到诺奇克的攻击，其“秩序正义”以及“最弱意义国家”的观点，完全基于对罗尔斯观点的反驳。

[62]【美】J．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读本．万俊人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2页、第13～14页、第69页．

[6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1页．

[64]在中国的社会哲学理念中，儒家思想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三纲五常”以及“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观念，至今对现实社会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

[65]时髦语汇提出“有道德的资本主义”，或“第三条道路”，都是建立在对市场与社会的割裂基础之上的错误经济伦理观念。

[66]【美】约翰·考克斯（John Kekes）．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21页．

[6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33～134页．

[68]对社会秩序而言，民粹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人人平等的道德诉求高于一切，正因此，它反而沦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以多数人暴力的形式，颠覆或谋求颠覆一切现存秩序。实质上，民粹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但是，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是一切既定秩序必须加以重视并有效改进的重大课题。“水舟载覆”的一切历史，莫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力博弈史，也是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和阶级革命的武装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