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权力而言，所谓“普世价值”，意指以西方价值观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它是以西方世界所认定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主流观点，作为世界上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各民族、国家的共同选择的道德标尺。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极力试图说明，欧美经济增长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新教体系的建立，正是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培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其他非加尔文宗新教国家，如路德宗的德国，以及非新教的国家，如法国、俄国等，因缺乏英吉利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落后。对中国等古老民族而言，因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不具备宗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经过审慎的思辨，我们会发现这一结论是不具说服力的，而且带有极强的霸权逻辑和“欧洲中心论”^[54]印记。

首先，如果说新教加尔文宗的伦理观念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培育了资本主义精神，那么如何解释新教以外，天主教、东正教等分属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也能够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而在上帝以外拥有其他信仰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并没有信仰新教，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吸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经验，只要没有错过发展的机会，同样可以成功地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至于查默斯·约翰逊曾不无讽刺地说：“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只有一个上帝，他住在美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前景看好的国家教会”^[55]。

其次，中国社会历史上是一个儒、释、道文化背景三者合一的社会，其中任何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伦理，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使君权长期依附于教权之下。自秦朝开始的封建社会秩序，历经汉、唐、宋、明、清多个盛世，始终保持长达2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先地位，是这个处于封建制度形态顶峰的国家，最具说服力的优势证明^[56]。根据相对共识的观点，自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即使到达臆断的极限，也不会是因为缺乏宗教伦理，或曰把获利作为人生最终目的之“独特的精神气质”，才丧失了构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模式的机会。熟知历史的人们不难发现，恰恰是作为普世价值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通过人类正义至今都最为不齿和痛恨的毒品——鸦片^[57]，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育的最后一线生机彻底摧毁。(www.daowen.com)

再次，当今中国的发展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概括性地否定了这一说教，即一个非新教伦理的、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同样可以成为一个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完成经济增长任务的国家。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世人瞩目，而其突出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日益显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具有最为强劲的经济活力，她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西方不得不对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给予理智与情感的关注，承认并强调中国的经验值得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反思与借鉴^[58]。而与西方世界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国无意将自身核心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模式”加以总结并对外输出。自其积极参与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制定之初，中国就将自身的探索与实践，界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之下。

最后，“普世价值”的传播，具有西方世界宗教传播的思维定势，其传播路径的当代版本，与新教加尔文宗所导致的宗教秩序依附，转向市场秩序依附的过程如出一辙。一言以敝之，普世价值，是市场权力的世俗宗教。当市场权力摆脱了国家权力的制约与束缚，其将市场法则排斥社会法则，将市场正义排斥社会正义，以所谓“人权”排斥“主权”的趋势，必定昭然若揭。政治社会学的创立者李普塞特曾经得出这样的分析结论，“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59]，但是他所谓的民主政治，完全是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而财富积累的方式，就是市场机制。换言之，李普塞特的民主政治逻辑，是建立在市场权力基础之上的，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之认定为，经济增长决定西方民主政治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胜利，仅就中国而言，这一观点无疑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