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识的分歧，作为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经济权力关系的基础。尽管诺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特别是国家理论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有益补充，但在主观上，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下的意识形态理解，是存在本质性差异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意识形态属于哲学层次的内容，它虽然并不直接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但是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引领作用。而诺斯是基于社会存在的视角，发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制度性质的影响，才将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如果我们在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中，掺杂了诺斯的制度定义，将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形态的趋同化。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诺斯是从私人产权交易成本的维度，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困境，才将意识形态问题拉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畴的。而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范畴中，意识形态本身属于文化范畴，是客观存在的，是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形态分支。唯有对此具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正确理解意识形态与经济权力的关系，即意识形态的形成来源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权力结构，而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经济权力结构，会反作用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据此不难理解，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研究的首要之义，就是与某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经济权力结构。

就经济权力而言，伦理性质和伦理基础既是经济增长观念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观念的载体，它构成经济增长诸原则中的前提性和目的性原则，即不仅体现经济权力的思维逻辑，还要体现经济权力的行动逻辑。为此，包容性增长的意识形态分析，应当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经济世界观和经济伦理约束基础之上，而其中的关键，是对现有的经济世界观及经济伦理选择的焦点性分歧展开分析与研究。就目前而言，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一种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伦理，另一种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伦理。两者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对“社会正义”的认识，前者否定社会正义的存在，而后者否定其否定。如果说市场模式的构建过程，是以经济权力的博弈贯穿始终，那么，经济权力的作用机制，则是由“社会正义”的经济伦理贯穿始终。由此不难看出，维护社会正义，是我们在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原则。(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