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外部性市场，是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市场模式，即在客观存在外部性社会选择，或外部性制约因素的状况下，通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机制，实现市场效率与社会效益均衡的市场模式。

对外部性的正确认识，是认知这一市场模式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外部性始终是困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要课题，因为相对于一般性市场模式，外部性成为市场权力失能的现实表现。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外部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健全，许多非市场因素客观存在于经济行为之中，导致整个市场呈现亚市场（Sub-Market）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的市场行为，往往体现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低”的现象，需要依靠国家的主导和引领，才能向合理有序的市场模式迈进。

2.社会选择普遍认同对市场权力给予适当的约束，由国家权力替代部分市场权力，从而形成社会—市场（Social-Market）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的市场行为，往往受到国家权力的约束，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旨服务。大陆法系的国家，在相信市场具有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往往抵触彻底自由的市场秩序，因为没有自我限制的自由——也就是不加约束的自由，将导致经济增长只是体现出经济效益的预期，而忽视社会效益的评价，“在经济领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类似自由式摔跤的局面”，最终会出现要求由一个能将一切重新纳入正轨的“强人”执政的强烈呼声，而到了那个时候，自由也就走到了尽头^[25]。这一点对于理解德、法、日等国的市场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它说明并不是这些国家偏好国家权力，而是因为担心市场权力的最大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竞争，进而导致国家权力成为独裁者的御用工具而被滥用。这一近似“二律背反”的社会选择在我们了解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之后，是不难理解并加以警醒的。

3.自然环境因素对市场权力的影响，往往构成对市场权力持续性的约束，迫使市场经济行为按照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轨迹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形成环境—市场（Environment-Market）状态。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是只重过程，不计后果的增长，在这一状态下的市场行为，往往因环境代价和资源消耗极限导致出现经济增长极限的预期，只能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行为，以合理的制度安排，替代交易成本困境，从而维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6]。

而外部性市场，指的就是这三种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模式。其典型特征的体现，就市场发展阶段而言，是市场权力作用程度不高，国内市场竞争性不足以及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不强；就环境约束而言，是在市场权力职能缺失或失能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基于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对市场经济行为方式的规制；就社会选择而言，是生产资料的适度私有化，适度的国内市场竞争以及自由贸易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国际贸易体系。之所以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状态统一纳入外部性市场范畴加以分析，是因为目前各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都存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选择博弈以及环境条件约束的状况。

注重合理性和应然性判断和评价，既是市场模式分析的价值取向，也是其主要的方法和工具。市场模式分析的关键，应当是市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国家针对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所做出的价值理性选择，而其实质，是市场模式所反映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权衡。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倡导市场与社会处于相互独立的不同范畴，市场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其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效益，而德日等市场经济国家，认为市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资源的合理配置所应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市场功能发挥的经济效益，还应体现社会效益，而这样的市场模式，是离不开国家权力作用机制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纯粹的一般性市场模式是不存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的外部性，甚至以外部性市场作为市场模式的社会选择，只不过其所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通过本书的视角，我们把有别于一般性市场模式和冻结化市场模式的外部性市场模式，作为市场模式选择划分的依据。以此为起点，我们将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市场权力受到约束，“社会和解”^[27]的理念决定社会选择的结果，即通过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均衡，构建经济权力分散化和整合化均衡的经济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市场的开放性表现为适度和可控^[28]。而这一市场模式的分析过程，必须与不同法系国家对经济权力的认识紧密结合起来，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如欧洲经济学家所表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上^[29]。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将整个世界作为生产原料和产品消费的一体化单位，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坚持不考虑综合因素而独自坚持某一种固定不变的社会生产方式，市场因国内外的各种要素制约，而越来越体现混和经济的市场模式。换言之，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市场模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社会选择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高度概括反映在市场机制方面的具体体现。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市场模式，不可能是一般性市场模式或冻结化市场模式，只能是兼具国家权力引领和市场功能发挥的外部性市场模式。而与之对应的经济权力结构创新，必须围绕包容性增长对市场模式的选择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严谨透彻的分析，为社会正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机制，找到理论根据和实现路径。

【注释】

[1]【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1月版第23页．

[2]【美】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页．

[3]徐崇温．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13页．

[4]【德】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国民经济学基础．左大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中译本前言．

[5]同④。

[6]【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08页．笔者认为，较之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这一段译句似乎更加符合著者的原意。

[7]何自力，张俊山，刘凤义．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2页．

[8]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7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66～267页．

[10]这是经济法和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行为体现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最基本的要素。(www.daowen.com)

[11]孟德斯鸠认为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而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12]【美】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rzik）．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10页．

[13]引自博登海默的秩序观点。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美国法理学家。

[14]【法】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5]【美】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Marc R．Tool and Warren J．Samuels）．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第二版）．张荐华，邓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第205页．

[16]【美】托马斯·K．麦格劳（Thomas K．McGraw）．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87页．

[17]【德】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53页．

[18]【德】格罗·詹纳（Gero Jenner）．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宋玮，黄婧，张丽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01页．

[19]【德】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54页．

[20]【德】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50页．

[21]【美】托马斯·K．麦格劳（Thomas K．McGraw），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45页．威廉·麦金利（1843～1901）是美国第25位总统，其在任期间采取提高关税和稳定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繁荣总统”，其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生活的行为是导致其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射杀的原因。与国内的做法相反，麦金利极力怂恿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施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

[22]这一沿用于麦克纳特的概念，原本意指类似于黑市的权力寻租行为，但笔者认为，用它来描述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似乎更为贴切，故将其扩展应用于此。【爱尔兰】帕特里克·麦克纳特（Patrick A．McNutt）．公共选择经济学．梁海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1页．

[23]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发表演说，他说道，“自由并非易事，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196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人均GNP比值为974：1320（美元），二者相差1/3。而到了1990年，这一比值为4144：23980（美元），二者相差5.8倍。1989年11月9日，内外诸多原因导致冷战对峙的标志物——柏林墙被推倒。1990年10月3日0时，德国恢复统一。

[24]波尔布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曾留学法国并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成为关于共产主义“极左”认识的极限。

[25]【德】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Marion Gräfin Dömhoff）．资本主义文明化．赵强，孙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页．

[26]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雾霾天气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话题。如果经济增长是用人们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力换来的，何谈社会效益。

[27]这一观点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方案的开拓者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 Armack）最先提出的。1946年，在其发表的《经济调控与市场经济》一文中，他第一次系统地发展了市场经济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社会价值取向的意义及其实现。

[28]【德】罗尔夫·H．哈塞（Rolf H．Hasse）．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辞典（第二版）．王广成，陈虹嫣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270页．

[29]欧洲学者通常将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称为莱茵模式资本主义。见【法】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