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冻结化市场，是指国家权力最大化的市场模式，即市场权力缺失或社会选择普遍认同非市场化，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经济生活。这一市场模式是作为一般性市场模式的对立面出现的，之所以对其给予应有的关注，在于这一模式也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由于其根本违背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客观规律，并不具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作为苏联和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采用这一模式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迫于战争的需要，曾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国家权力的最大化措施，有力地控制了俄国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列宁所看到，它毕竟是超越社会发展现实条件的临时性经济调控措施，并不适用于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其后于1921年施行的“新经济政策”，使俄国恢复了经济活力。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济权力的强制性、经济决策的果断性和工业化要求资源配置的集约性，却始终成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烙印，以至于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市场上没有什么。

出于政治利益和制度维系的要求，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不得不垒起了柏林墙^[23]，成为社会僵化保守、固步自封的典型事例。文革时期的中国，对市场权力具有天然的敌视，始终强调国家对社会生产生活的绝对控制，以致于出现对农民最基本经济权力的彻底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其典型例证。而这一状况的极致，发生于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由于执政者波尔布特^[24]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丑恶的象征，而知识是剥削的罪恶基础，推行退出城市的现代化乡村生产政策，以合作社形式组织生产，取消学校，禁止书籍和印刷品传播，废除邮政电信系统，不再设立医院。取消货币和市场，施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集体劳动、集体就餐，禁止私有财产，取消家庭制度，夫妇分居劳动。其所臆想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全背离了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和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马克思“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彻底背叛，最终使其走向了自己远大理想的反面。(www.daowen.com)

应当看到的是，冻结化市场模式，是出于战争所需要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以迅速奠定工业化基础，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对帝国主义霸权秩序，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模式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是，由于国家权力对市场权力的完全替代，导致市场效率缺失引发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即使单纯考虑这一因素，冻结化市场模式的失败，也是不难理解的。

这里需要特别辨明的是，部分国内外学者基于各种原因，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往往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抱有难以释怀的依恋。但是，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中，以国家权力替代市场权力，直至彻底否定市场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与西方学者以市场权力替代国家权力，直至彻底否定国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偏执而罔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基本规律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这一认识对包容性增长的国家权力认识，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