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并没有形成对于“权力”的普遍共识，许多学者或出于政治哲学角度，或出于社会哲学角度，对权力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界定。按照罗素的界定，权力是“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1]，丹尼斯·朗则从权力的有意性、有效性和潜在性出发，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界定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与之对应，霍布斯基于自然法则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将权力定义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是从社会契约属性对权力所给予的概括。而米歇尔·福柯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微观—物理学权力论解释，主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权力的行为路径和结果，他认为权力是“各种社会力量关系的集合”，“人们通过‘配置、机动、策略、技术作用’来行使各自的权力，权力关系并不存在于社会阶级、公民和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社会领域最基本的层次上”^[3]。1940年，欧肯所著《国民经济学基础》在德国出版，此著是德国历史学派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慎思明辨的杰作之一，“直至今日，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没有突破本书所论述的研究方法的框架”^[4]。就是在此著中，欧肯在经济学领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随着确定和从理论上分析各种经济体制，我们更熟悉的恰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经济权力问题”^[5]。伯特兰·罗素也曾经揭示了经济权力分析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不现实的，若以它指导实践，必将误入歧途。它是一门更广泛的学科——权力的科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6]。哈贝马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出发，将权力概括为三种形式，即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这些认识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将权力的视角，从阶级对立视域，转向社会关系视域，使抽象虚无的权力概念，纳入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范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有帮助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