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31]。市场经济将人的生产行为发展到了社会化层面高度复杂的程度，而其不断的发展，更是将人的社会生产行为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32]。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的基础，并不来源于工具理性所假设的“经济人”，而是来源于价值理性所概括的“社会人”，人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认识，决定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价值取向，而人既是经济行为的主体，也是社会行为的主体。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人的社会属性，其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可能超越假设范畴的自我解释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社会现实的抽象概况，才是揭示经济增长本质的根本途径。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工业革命以来贯彻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思维范式。与工具理性强调实用主义和功利考虑不同，价值理性特别强调人类活动动机的道德合理性和行动结果的应然性，注重道德判断和意义评价^[33]。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在市场经济日益呈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社会人”才是对经济行为主体客观真实的概括，这一概括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假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概括的基础之上。只有将人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出关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客观资料的整理箱，它同样需要通过抽象化过程，对经济现象给予解释，并归纳凝练出概括性结论。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经济行为的主体必须建立在“概括”，而不是“假设”的前提之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单纯从工具理性出发来研究规范性范畴主观命题，也不单纯从价值理性出发来研究实证性范畴的客观命题，而是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规范性范畴和实证性范畴、主观命题和现实命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增长观，奠定了科学基础。据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应有内涵，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就目前所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经济增长是指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和劳务的不断增加。有待慎思明辨之处在于，衡量经济增长快慢的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以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尺则是错误的。而其现实体现，在于过度注重经济增长工具变量认知，而缺乏经济增长的价值变量共识。(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工具变量，即消费、出口和投资。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出口、投资三者在一起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仅从工具变量层面分析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因为投资在“三驾马车”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当出口依赖性增长遭到国际经济形势影响而受挫，客观存在的产能过剩，将导致经济增长呈现颓势的时刻，方想起应当加强消费拉动，完全是基于供求均衡的工具理性结论，却极少认识到，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以适应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期盼，才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诉求，基于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任何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制度选择，都是违背包容性增长基本原则的。

社会价值视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基本衡量标准，而是以国家经济发展的实力和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增进为标尺，而技术、信息和制度，构成经济增长的价值变量。其中，技术及其积极演化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是真正体现经济增长价值的核心；而信息的积淀是知识，知识的积淀是文化，文化的积淀是文明。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证明，社会进步的演化与革命，完全是由文明发展所决定，而社会发展进步的停滞，则完全是由文明落后所导致；制度，则体现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只有不断适应并反作用于生产力，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发展进步。遗憾的是，这三个重要的价值变量，被工具理性的依附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长期以来，以经济指标替代制度绩效指标，以市场效率替代社会效益的案例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以GDP指标的工具理性，替代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蕴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得以运行，以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为前提，那就是经济增长应当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正相关，我们既要看到消费、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工具效用，更应当看到，在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技术、信息和制度变量才是经济增长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演进所引发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使人的劳动禀赋不断优化；如果没有信息的不断积淀所引发的知识创新和文明进步，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文化选择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制度的日益完备使社会正义在经济增长的每个环节、每个领域内都得到充分体现的保证，那么包容性增长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有机结合的含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自然环境良好、政府职能创新的内容，劳动禀赋、市场禀赋、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共同驱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根本无从谈起。

同时，正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对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具有正确的认识。从表面上看，“增长”与“发展”所呈现的是因果关系，但从本质上说，“增长”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是“增长”的保证，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如同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硬性分开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将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硬性分开。这一认识对于包容性增长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增长是只重过程，不计结果的增长，而包容性增长的分析起点，既要立足于增长的起点，更要立足于发展的视野。换言之，我们要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工具变量，与技术、信息和制度的价值变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质言之，经济范畴的增长命题，同时也是社会范畴的发展命题，一切效率与公平、污染与治理、增长与发展的“先后说”和“阶段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