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之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在2008年就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做出极具代表性的阐述，“经济增长——即对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常常形成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自从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思想都从正面肯定这些趋势，而且是用明确的道德措辞”。^[22]同时，资本主义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的信仰之上：它相信，对个人、家庭、公司、产业，甚至整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23]。

图2.1　50年来的人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

资料来源：【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7页．

但是，如图2.1所示，截至1998年，在可获得数据的58个国家中，人均收入的最高值与人均收入的最低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者呈现不断扬升的态势，而后者恒定于最低值的底线。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通过调整贷款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但理想与现实的“剪刀差”证明了投资并不能解决增长的根本性问题（见图2.2）。

图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调整贷款并未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7页．

与联合国千年计划相比，另一份跨越世纪的报告的价值理性意义被严重低估了。1999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发布《人类发展报告：人权与人类发展》，提出人类发展模式的四个基本成分，包括：

（1）生产率——必须使人们能够增加其生产率并充分参与产生效率和有报酬的就业过程。因此，经济增长是人类发展模型的一个子集。

（2）公正——人们必须获得相等的机会，所有的对经济和政治机会的壁垒必须被消除。

（3）持续性——必须保证不仅这一代，而且同样要对以后的各代都能得到机会。所有形式的资本——物质的、人文的、环境的——都应得到补足。(www.daowen.com)

（4）权能授予——发展必须“由人民”而不仅是“为他们”而进行。人民必须充分参与形成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过程。^[24]

这份报告所囊括的内容，远远超过亚洲银行2007年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尽管它没有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但是它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

（1）含义：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有机结合的经济增长；

（2）内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自然环境良好、政府职能创新；

（3）特征：劳动禀赋、市场禀赋、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共同驱动经济增长；

（4）本质：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

遗憾的是，1999年提出的这份报告与2007年亚行的报告之间，整整相距八年，世界经济八年的经济增长结果，并没有与报告的基本诉求出现更为积极的呼应。2008年美国人中最富有的20%与最贫穷的20%相差15倍，从财富的集中度看，2008年纽约1%最富有的人拥有37%的纽约总人口收入，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数值，较之2006年的综合数值，高出469%^[25]。2000年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瑞士与最贫困国家埃塞俄比亚在人均收入方面几乎相差330倍。这一状况至今呈现的不是有所遏制而是仍在不断地延续。而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绝非所谓“增长极限”和“发展终结”所能概括。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包容性增长绝不应当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理念，而应当成为针对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理念。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告别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开启包容性增长时代，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市场经济运行成功的标志是经济增长，这一原本贯穿截至目前人类社会化生产活动过程的现象，因其自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速度以及对某一国家乃至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吸引一代又一代人类智者对其加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思考。以至于人们往往忘记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意义，盲目地认定市场经济万能、经济增长万能，GDP是国家繁荣和人类福祉的唯一评判指标。既然资本积累和自由市场竞争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动力，那么对财富的追逐成为全社会的“目标依赖”^[26]是不难理解的。当市场经济发展至全球体系之下，当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不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已经达到自人类诞生以来最令人咋舌的程度，这样的经济增长的思想基础，却没有引起普遍的关切并试图改变。以金融化为标志的“金融资本主义”带有极其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在它日益体现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特征之时，也预示着“资本”——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要素，它只是自己逐利本性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的统一体。当更多的人不再希望成为福特、卡内基或洛克菲勒，也不再努力成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而只希望成为巴菲特和索罗斯，那么，市场经济的所有成就，生而平等的所有宣言，以及工业革命以来所积累的层级制管理思想的精华，包括NASA、“星球大战”等航天和军工项目所催生的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政府——市场——社会制度框架，将全部荡然无存。人类实质上是在用财富的音符编写经济增长的挽歌而已。所有这些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源于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无不是以资本的逐利本能所驱动，而就价值理性而言，这种经济增长根本不具有社会进步的任何意义和价值。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日臻精巧的研究范式却常常暴露出与社会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反差，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经验是不能够通过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来使其上升到科学的地位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认为，“定量分析只是定性分析中的一种简单的特例”^[27]。将一种建立于诸多条件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分析的普世法则，把“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28]，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弊病。而赫伯特·西蒙关于工具理性的精确概括，可以避免我们进一步的笔墨周章。“如果我们把价值当作是给定和不变的，如果我们假定对世界的客观描述与真实世界一样，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那么会产生以下两个重要的推论。（1）我们无须分辨真实世界和决策者所感知的世界，（因为）他认识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2）我们可以完全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认识，而无须了解决策者的感知和计算模型，来预测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将会做出的选择（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效用函数）”^[29]。1992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曾发表一份“请愿书”，该文由霍奇逊等人起草，加尔布雷斯等44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签名，其中，特别强调“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关注因学术垄断而给经济科学造成的威胁。当今的经济学家强化了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经常以没有比之更好的基础来构造‘主流’为由加以辩护。经济学家会提倡自由竞争，但却不是在思想的市场上进行实践。所以，我们呼吁在经济学中形成一种新的多元化精神，包括不同方法之间极为重要的对话和彼此宽容的交流。这样的多元化不应该破坏严谨的标准；要求自己去面对所有论断的经济学将是一门更为严谨的科学，而不是相反”^[30]。

可见，包容性增长的分析研究，必须首先对研究范式加以科学的选择。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