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伽利略、开普勒等自然科学的巨擎使得哲学家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哲学研究，而这一传统在经济学中有着极其鲜活的体现，演化经济学家通常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派和德国经济学派归于不同的自然科学方法论“隐喻”，前者属于物理科学隐喻，后者则属于生物科学隐喻。演化经济学承袭的是旧制度经济学的学术衣钵。历经凡勃伦的习俗、惯例的制度主义界定、康芒斯的法律体系补充，加尔布雷斯的“要素权力转移”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理论，旧制度经济学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寻找自己的学术空间，恰好因此，当制度主义被威廉姆森拉回主流经济学体系并将之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之后，“旧制度经济学”才“应运而生”。

如我们所知，演化经济学的最初学缘，来自德国“历史学派”。这一始终以社会视角关注经济学研究对象并解释经济现象的学术分支，从未脱离人们的视线，而其自身的创新和演化，恰是演化经济学学术分区的最佳诠释。目前，演化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外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18]。

首先，肇始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至今仍是揭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意义的最合理解释。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强调的是资源的创造，而非资源的配置。而这一点，与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学说不谋而合。作为两者内部结构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正确性，恰好在“创造性毁灭”的研究结论中得到再一次的确认。(www.daowen.com)

其次，西蒙的“有限理性”界定，是主流经济学超越“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有益尝试，它标志着继凯恩斯之后，主流经济学对社会性质的市场经济行为研究的回归^[19]。业已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约束的主要分析工具，为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研究方面的应用，提供了重要途径。同时，“有限理性”假设在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客观上发挥了纽带作用，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环境的市场经济行为，得以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最后，新奇（也就是创新）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研究纲领，也是演化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类型经济学的根本性标志^[20]。西方经济学理论将主流经济学研究归于物理学隐喻，而将演化经济学归于生物学隐喻，由此产生了经济学“边际革命”和“达尔文革命”的分立。演化经济学认为，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丧失了两个重要的维度，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维度。经济世界变成了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没有时间、空间和摩擦，处于一种自动和无限的和谐之中，这种高度抽象理论的结果之一，就是那些按理不能发生的事情却反复发生，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另一个就是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变得更穷了^[21]。演化经济学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性作用，而与之对应的制度环境建设问题，随之引起关注。可以说，演化经济学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构建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制度创新体系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对包容性增长研究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