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尽管存在方法论基础性缺陷，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包容性增长研究中，还是值得借鉴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新制度经济学。

首先，作为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存在形式分析，产权理论，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内容，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生产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对我们理解包容性增长关于“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问题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相近的视角。这足以说明在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中，特别是制度安排问题中，可以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内，相互吸收借鉴研究成果。

其次，科斯和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研究，以企业经济行为作为切入点，尽管有失市场模式整体性结构的偏颇，但在“外部性”问题上，还是具有分析价值的。因为，企业交易费用理论确定了企业的规模^[17]，在企业生产与社会特别是环境因素紧密度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交易成本乃至社会成本的分析，是企业经济行为社会约束分析的有效途径。如我们所见，真正意义的市场，绝不是个人生产行为的简单加总，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是由各自不同行业的企业组织以社会生产的方式共同构建的，而这些企业组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表现，与国家制度设计、市场化程度一道，构成了不同的市场模式。只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研究，才能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找到基本路径。(www.daowen.com)

最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标榜完全不同的事实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诺斯的制度结构变迁理论，在经济行为激励以及意识形态和国家作用方面，对主流经济学而言，具有范式的突破和修正意义。他既保留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分析中的合理成分，也将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过程和形式在国家职能创新维度内给予研究分析，从而在市场经济行为与国家作用下的制度形态之间，重新建立了价值分析的桥梁。有别于传统的只重过程，而不计结果的经济增长模式。包容性增长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的增长，这一增长模式必须且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会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效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家理论的积极成果，能够为包容性增长的制度构建提供方法论意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