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非如此。无论是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始终与社会经济现实紧密相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开启了西方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大门。我们暂时搁置隐匿其中的社会形态约束，仅从方法论基础加以分析，身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诞生地的英国，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的基本认识，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阵营，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又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自1750年工业革命起，日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与历史上最黑暗时代共同构成了英国的一体两面。基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传承，一方面要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做出分析和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对现实问题采取尽可能的回避，因为对多重现实要素交织叠加的经济现象加以辩证梳理，有悖于英国经验主义对客观事实归纳分析的方法论传统，也有悖于一般性或曰普通性（Common）结论的抽象化凝练。

例如，大卫·李嘉图所归纳的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已经无法概括社会生产的全部内容。而李嘉图学派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观点与效用价值论观点的抗辩，实质上是劳动价值与资本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之争，基于英国社会当时普遍的资本积累现实，李嘉图学派是不可能胜出这场抗辩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劳动价值理论曾经是英国资产阶级兴起时对抗封建世袭专制的有力武器，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的工业化阶段，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组织生产的过程，恰恰促使其走到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对立面，效用价值理论以资源的稀缺为前提，恰好符合资本扩张的逻辑和资产阶级追逐财富的本能。据此就不难理解，约翰·穆勒宁愿将人的经济行为“抽象”为一种假定事实，以避免政治经济学逻辑链条的断裂；随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列车首先被杰文斯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干脆放弃社会政治背景的经济学体系，转向构建各种条件假设之下数理逻辑的静态经济学，以保证这门年轻的学科得以“轻装上阵”^[10]。莱昂内尔·罗宾斯则进一步提出了保护学科壁垒的禁令。他提出，“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因为传统的工具所决定的是经济学家的习惯，而不是所想研究的问题”^[11]。正如卢卡奇所指出，“自从李嘉图学派解体以来（19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再也没有产生任何卓越而富有远见的思想了。自从黑格尔主义解体以来（19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级哲学也没有产生任何卓越而富有远见的思想了。这两个领域完全被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所统治了”^[12]。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了终结。之后，西尼尔确立了市场行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定理，即厂商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益最大化。而这被认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补充。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希腊语Homooeconomicus）的概念引入经济学。(www.daowen.com)

从此，理性的、非人格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经济人”观念，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实践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思维定式。时至当代，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成为自由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始终延续斯密学说。他认为市场经济的秩序有两个来源，即源于外部的建构与安排的“人造的秩序（Construction）”和源于内部的自我生成的“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13]。而后者是其推崇备至并引为唯一体现自由意志的秩序来源。因为它建立在“为了捍卫那个大大增进了每个人满足自己需求之机会的过程，我们都同意维护并同意实施某些统一的规则”^[14]基础之上。不难看出，哈耶克并没有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就设定好的关于人的自私动机反而会增进社会的公益福祉的理论体系，与“理性经济人”设定相对应的秩序结构，成为当代西方市场自由秩序的思想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抱定死守的理论底线，其核心就是私人产权确定下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哈耶克及其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流派认定这一机制具有普世价值且一成不变。而在实践上，恰恰是他们自己，欲将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人造秩序”，推向全世界。至此，“理性经济人”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造就的巨无霸，在完成了三项重大的理论性“资源合理配置”之后，这个庞然大物演化成为一个生物学意义的有机体。首先，它将私人产权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灵魂；其次，它将个体形式的“理性经济人”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主体；最后，它将市场自由竞争作为自己的动力。它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其自我复制与放大。如果真的需要给它起一个“人格化”的名字，它应该被称为“弗兰肯斯坦”^[15]。那是人自己创造出科学怪物而又无法控制的代名词。从这一角度来看，进入20世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曾经尖锐地指出：就市场选择而言，人们观察到的人际交往结果似乎接近于理想状态，人们普遍认为，“适用于私人物品经济的效率条件，可行性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具有规范含义。而颇具情感色彩的‘效率’和‘最优’等词汇的特定用法，本身也强化了这种观念。但是，通常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不一定包含这种规范含义”^[16]。此语或可作为对约翰·穆勒忠告的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