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一段描述，视为私利与社会利益的有效契合，即人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与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无关，他们只是在谋求私利的同时，实现了个人生产的社会价值。但是，我们发现在突出分工所导致的自利动机对于社会共同财富的意义方面，斯密的这句话似乎更为贴切，“在人类中间，最不同的才能对彼此都有用处。他们用各自才能生产不同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以货易货和交换，这些才能仿佛成了一种共同财富，在人类那里，每个人都可能买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才能生产的任何产品”^[3]。正是这段源于斯密的关于人的自利动机通过物品的交换行为反而变成为公众财富的描述^[4]，被认为已经具有“经济人”的寓意。但实际上，真正将“理性经济人”纳入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人，当属约翰·穆勒。

通常认为，继1776年亚当·斯密完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7年大卫·李嘉图完成《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约翰·穆勒完成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著作。因为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完成《经济学原理》之前，该著作曾影响西方经济学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但是，真正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体系之间具有“转型”意义的著作，是约翰·穆勒完成于1836年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在该著作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一文中，约翰·穆勒正式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也是“经济人”假设第一次被提及。而这才是西方经济学的列车驶入另一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轨道的真正原因。

约翰·穆勒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拥有财富的个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该目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它将每个人的情感和动机高度抽象了，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是获取和消费财富，逐利动机是人类所有行为的绝对统治者，生活在某一社会状态中的人类的行为过程是受其驱使的。随后，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究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律，假设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出于其本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偏好更多的财富而非更少的财富。这并不是哪个政治经济学家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假定人类确实如此，而是因为这是继续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模式”^[5]。为什么认定只有通过这种模式才能继续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呢，那是因为“人类获得财富的行为受到我们自身任何其他本质属性的次要影响，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迄今为止不能解释或预测的真实情况，通过适当考虑其他原因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结论才得以修正”^[6]。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以定义的名义建立在与其他抽象学科基础严格相似的假设上。几何学为直线假设了一个武断的定义，即“直线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政治经济学同样给人一个武断的定义，即人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总是以最少的劳动和自我牺牲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这是始终不变的^[7]。(www.daowen.com)

结合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轨迹，我们将约翰·穆勒的“经济人”假设理论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启示录”，是比较贴切的。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约翰·穆勒是一位预言家，他在做出这一假设的同时，已经指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宿命，即它“只是在抽象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只在一定假设下才能成立”^[8]。遗憾的是，这一忠告并没有引起后来者的关注。或许是担心其他学者对自己“经济人”假设关于经济学研究中抽象意义的曲解和滥用，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总结了自亚当·斯密起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著作的副标题可以看出，穆勒并没有抛弃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理性判断，提出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一系列研究命题，并在书中阐述了许多折中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试图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做出最终调和的努力，而穆勒自己绝不会想到，42年后，即1890年，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古典政治经济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穆勒的这一著作，成为这一流派学术思想寿终正寝的盖棺之作。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为了证明经济学是一门自然科学逻辑的具有物理和数学属性的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自身限定于一个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如星体般具有固定轨迹的内敛式逻辑结构体系之内，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供需一般均衡”作为构建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原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学经济世界观的主导，这也就成为经济学告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标志。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研究范式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信条是，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产品交换，而市场必定会按照所规定的定律将产品出清，供需均衡由此产生，并将如此继续存在下去，而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就此完成。直至今天，即使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仍然以生产与消费的轮番递进，乃至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延伸，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消费文化趋同引领经济增长的案例比比皆是。以“边际革命”为逻辑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定性，至今没有得到库恩意指的革命性替代。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其方法论的“硬核”^[9]——“经济人”假设。

由此可以看出，约翰·穆勒确实是一位值得反思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在人类财富追逐的过程中，人的行为的社会属性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这种复杂多变，因人而异的多重因素组合超出了原有范式的逻辑框架，构成当时政治经济学解释力的困境，也造成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