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1　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

叶檀（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实质是公平市场力量的增长，是对以往非法治市场与非公平市场的纠偏。它起自本世纪初对权贵市场的反思，与法治市场与公平市场理念一脉相承。非“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往往意味着对于法治的破坏^[19]。王勇（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是指一国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所有社会成员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积极参与，也能够对经济发展成果进行共享^[20]。李建兵（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经济调适与政治收益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互惠共生。有望化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困局”难题；避开“李普塞特假说”的陷阱，进一步触发政治体制改革^[21]。黄秋菊、景维民（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是一个制度变迁与结构调整的过程，它有赖于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相互融合与协同演进。这种共享式、和谐式和系统式的包容性增长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儒家文化思想。它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理论基础^[22]。胡庆亮（2011）认为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任务和目标，其实现程度取决于顶层设计、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水平。这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和监督的过程，以形成长期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23]。王向成（2011）认为，不应采取行政性措施来限制私有制成分的发展，从而维持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比重关系。不同所有制实体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不适宜再作为衡量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包容性增长体制当中的私有制成分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成部分。不同所有制形式都可以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有效途径^[24]。竹立家（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含义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要下决心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在公共政策决定、公共预算制定、干部选举过程中推动民主化进程，让老百姓有充分的参与权，让公共行动做到公开透明^[25]。赵培红、闫素绢（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要求矫正政府在社会领域职能的缺位，确立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加大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经营性政府”向“责任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6]。

1.2.3.2　追求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亚行（2010）驻中国代表处官员认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成为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27]。黄栀梓（2010）认为，提倡包容性增长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意义，它不仅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矛盾的有力举措，也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对外需依赖性过大这一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28]。袁蓉君（2007）认为，一方面，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实质所在^[29]。詹国枢（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以更加充沛的精力保护环境，以更加多样的方式方法节约资源，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更多的投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基点与平台上更加稳定、协调、持续地向前发展^[30]。余洋（2010）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说明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所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拓展和国际市场扩张已达极限，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上升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受到巨大冲击，严重破坏了包容性增长原则。在国内，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已发生根本改变，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存在问题。因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31]。

1.2.3.3　包容性增长与制度创新

黄栀梓（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理论上的创新将带来制度上的创新。这预示着我国将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距，促使国民之间权利配置的趋同，让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提高，从而使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向前推进一大步^[32]。蒋悦音（2010）认为在依靠低成本资金、使用低价工业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企业基础向培育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方向转变过程中，包容性增长将是消除经济转型阵痛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一剂温润良方^[33]。唐钧（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含义。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34]。温铁军（2010）认为，与其继续沿着排斥性增长的路径依赖去维护少数人的权益，不如改弦更张，沿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包容性增长”。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总结过去10年的调整经验，为今后20年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奠定必要的思想和政策储备^[35]。唐学鹏（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跟世界银行过去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同。其最尊贵的原则是建立一些令全民都服膺的发展规则，在这些规则面前政府是高度自律“不逾雷池”的；对企业来说，这些规则是最重要的底线；对民众来说，它“内化”为一种生存的哲学和态度^[36]。俞宪忠（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更关注民权民生，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37]。(www.daowen.com)

1.2.3.4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庄巨忠（2010）认为，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伴随着再分配的讨价还价过程，不管是漫长而和平的街头游行，还是暴力行动，社会成本都会很高^[38]。安宇宏（2010）指出，我国分配不公的局面亟待转变。首先，过于注重GDP增长的模式，鼓励政府将主要的财政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非必要的公共服务。其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消费的可持续增长。最后，目前我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弱势群体愈加边缘化。而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有保障，并不会真正关注经济社会的进步，造成与社会的割裂和对立，阻碍了改革^[39]。汤敏（2010）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受益，特别是贫困人口。中国GDP 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40]。王红茹（2010）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41]。王亚光（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挑战所需要的新理念，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明确的方向性描述^[42]。

1.2.3.5　人力资源开发

程恩富、王朝科（2008）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因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口、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增长率等要素的增长。而从三要素来看，一国经济增长水平怎样，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人力资本状况如何^[43]。孙翎（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提出，使得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建设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公共政策手段，要实施益贫式保障政策^[44]。张茉楠（2010）认为，在总体布局上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推动经济实现更健康、更有质量和更富内涵的增长^[45]。赵培红、闫素绢（2011）认为要实现包容增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收入——低执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46]。张国献、李玉华、张淑梅（2011）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健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分配机制是根本，建构人人享有尊严生活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基础，完善就业优先、体面工作的人力资源厚植机制是重点，构建促进机会均等、成果共享的社会长效机制是核心^[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