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2000）在世纪之交就较早地给出了1997年英国的“国际发展白皮书”所提出的“益贫式增长”概念的定义。2006年6月组建的包括联合国贸发会秘书长、美中印三国著名经济学家、著名企业高管的名人小组，旨在研究亚洲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亚行的作用。该小组在2007年3月向亚行行长提交的《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提出新亚行关注的重点要从应对严重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等重要观点。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2007）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均为小组成员。由此，亚行在“益贫式增长”概念的基础上，于2007年8月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而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贫困减除工作的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概念，其后的《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在系统阐述了对公平与发展认识的同时又指出，机会不平等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它会加剧经济效益的低下、政治冲突以及制度的脆弱性，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世行（2008）发表《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并相信通过建立包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至此，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世行和亚行等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际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可见，“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最早由亚行提出，并由亚行、世行（也包括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UN）等国际组织确定。经过各国学者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步出现并不断得到丰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2.1.1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

自从亚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之后，许多研究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与结果、收入与非收入因素、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及创新等五个方面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方面：

亚行（2007）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主要关注收入的包容性增长，注重增长结果的共享分析。亚行在《战略 2020》（2008）中将包容性增长界定为能创造和扩展经济机会，社会所有成员均等获得这些机会，参与并受惠于经济增长。

Rauniyar和Kanbur（2010）整合亚行的研究成果，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不平等减少的增长。这一定义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人们无法看出平等的增加与不平等的减少到底具有什么、多少的区别，故而这一成果被认为与相对“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的概念几乎一样，或曰这一定义对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界定并不具有创新意义。

Ali和Son（2007）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在社会机会上的“益贫式增长”。他们试图将个人收入与个人劳动社会机会的分配建立相关性分析框架，其结论是当社会机会向低收入者倾斜时，包容性增长便随之产生了。而他们所给出的包容性增长的定义，重点强调非收入因素增长（如教育、医疗等），对个人收入的正相关影响。这对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是极富分析价值的一种拓展。但收入增长和社会机会平等之间、社会机会平等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却没有得到进一步更为准确的论证。致使诸如社会机会的平等是否能够保证更大的经济增长，社会机会与穷人在增长中的参与度，社会机会与收入增长以及更大程度地促进社会机会的内在机制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此基础上，Ali和Zhuang（2007）、Zhuang和Ali（2009）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能促进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这种增长能使得所有社会成员更平等地参与，并对经济增长过程有所贡献。该定义的核心之处在于，不是将穷人只视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是将穷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与包容性增长的“过程导向”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实现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仍旧是十分困难的。

在内涵界定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可谓集众家之长，将包容性增长视为一种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不断减少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均等、得到穷人广泛的经济政治参与，从而实现利益共享的增长。可以看出，UNDP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主要围绕过程和结果、收入和非收入、参与和决策这几个方面来构建，这就要求具有一整套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如何权衡、整合各个指标，确定包容性经济增长与各个指标的关联度，进而构建符合“包容性增长”评价的完整体系，的确是极其困难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依据什么，可以确定一种经济增长是包容性的增长。实质上，这还是一个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界定问题。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确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包容性增长”的定义。

1.2.1.2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评价指标

尽管包容性增长成为最近几年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但如何评价一种增长是不是包容性增长并未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学者中达成广泛一致的共识。

Ali和Son（2007）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不但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而且保证所有人，尤其是穷人机会均等”的经济增长，并基于社会机会函数的思想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测度。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度量：（1）人均经济机会；（2）经济机会的共享程度。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增长、参与者机会和增长结果的影响因素绝不是通过二元回归分析即可得出关联度认定的，因此导致了测量指标的操作性不强，极易造成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出现较大的系统误差。

作为改进之举，McKinley（2010）将包容性增长的评价设定于四个方面，并对某些影响因素加权：（1）经济增长、生产性雇佣及经济基础设施，赋予其50% 的权重；（2）收入贫困和公平包括性别平等，赋予其25% 的权重；（3）人的能力，如健康、教育、卫生及水的提供，赋予其15% 的权重；（4）社会网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尤其是限制极度贫困，赋予其10% 的权重。而每个方面又都有相应的具体指标及加权。这种评价体系较之前者，具有体系化、易操作的优点，但权重的赋值缺乏科学立论的基础，很难确定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的加权符合经济增长的要素性分析价值。

1.2.1.3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www.daowen.com)

1.促进有效、持续的经济增长

研究者（Ali，2007b；Ali和Son，2007；Ali和Zhuang，2007）宣称促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包容性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Ali和Son（2007）提出提供就业机会和促进生产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Ali和Zhuang（2007）提出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有利于高持续增长。高持续增长主要关注基于广泛基础上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他们还提出政府通过消除市场失灵为商业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Fernando（2008）强调政府需要平衡干预力度来确保它的行为不会排挤私营部门。政府的干预应该要激活而不是限制私人的投资。林毅夫（2004）认为技术与工业创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不能理解工业特性及采取合适的技术结构，从而导致经济上未能获得动态增长以及分配公平。他主张亚洲发展中国家应鼓励公司加入到有竞争优势的工业中，采取合适的技术结构，强化相应的制度建设，这样就能实现动态的包容性增长。

2.确保公平竞争机会的政策

为了使创造的就业机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者（Ali，2007b；Ali和Son，2007；Ali和Zhuang，2007；Fernando，2008）提议确保人们在新的机会中平等参与及受益。Fernando（2008）认为增加穷人的受雇用机会以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实现农村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方式。Ali和Zhuang（2007）建议政府解决制度缺失，维护法律秩序。中央政府需要投资于物质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维持宏观稳定以及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制度和治理问题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包容性增长与法律制度及政府治理联系紧密。法律制度相应的规则以及法律机构的职能是确保穷人与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及受到公平的对待。Fernando（2008）认为政府治理要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利用发展机会。在促进农村包容性增长中，他承认加强制度建设，如维持法律秩序、提供财政服务及基础设施服务如水、公共卫生、教育、健康服务。为了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Ali和Yao（2004）提出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优先考虑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发展。

3.增强能力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络

Ali和Son（2007）提出开发人力资本支持包容性增长。他们提出，社会包容性需要对三个领域进行干预：教育、健康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例如水、公共卫生，这样才能提高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能力。社会包容性要求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络来缓冲外部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同时满足穷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安全网络可以采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形式；提供雇员健康、残疾、工伤或老龄化的社会保险项目；向弱势群体如单亲父母、自然灾害或民事冲突的受害者提供社会福利；以及儿童保护措施，如在校儿童供应食物计划、奖学金、家庭津贴、信用贷款等。他们认为要处理好社会包容性，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在上述三个领域各司其职。政府的作用是确保各领域有充足的资金、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民能获取新机会的能力及引导政府治理的政策框架，尤其要对有私人投资的部门进行服务质量的监控。此外，Ali（2007a）建议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防止弱势群体被极度剥夺。Tandon和Zhuang（2007）认为解决与健康相关的不平等是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

4.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Ali（2007b）认识到政府在确保包容性发展时需要与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合作。类似地，Fernando（2008）推断，基于社区的组织、民间团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增长有重要贡献。例如，这些组织为农村开发参与各种资源分配，透过监督滥用资金来防止腐败、促进责任心和提高透明度，并向偏远地区提供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明显地促进了农村包容性增长。

5.增强相互关联维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Ali，2007b；Ali和Son，2007；Fernando，2008）提出包容性增长中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维度应相互增强，从而促使包容性增长。Ali（2007a）指出，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改革日程是复杂和模糊的，需要同时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Ali（2007b）推荐了三种包容性增长方式：第一，促进有效的、可持续的、环保的经济增长；第二，确保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公平参与机会及受益于新的机遇；第三，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来减轻弱势群体的被极端剥夺。Fernando（2008）提出了影响农村发展的问题需要用以上三方面一致及相互增强的方式来解决。Ali和Son（2007）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三个措施：第一，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效率；第二，提高公民的能力；第三，提供社会安全系统。

上述五个方面主要强调了解决收入方面、能力方面的包容性增长问题。而印度学者Aiyar和Tiwari（2009）则提出了对印度东北部的山区要通过包容性治理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建议。与上述竞争机会平等的角度不同，他们更加强调有效解决“权力贫困”的问题。这一看似简单处理某一狭小地区经济问题的立论，却蕴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即“包容性治理”。所谓包容性治理就是授权给弱势群体，切实解决权力贫困问题。它揭示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不平等并不只存在于发展的机会、增长的结果。经济发展权力的平等才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也是包容性增长实现的核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