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财富积累和公平价值追求而言，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以人为本的财富聚集理念，以整个人类社会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个别的群体乃至个别的民族国家作为经济行为的分析基点，并不是横空出世、突兀出现的。伴随人类经济行为的出现，古今中外的哲人、学者无不对经济行为中人的作用、人的权利和权力给予关注，从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程朱理学到王阳明，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特别是现当代学者对传统经济增长观的认识与反思，都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多元的，其理论框架除了注重通过“共同参与”消除或缓解贫困外，还应包括重构经济增长价值观、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合理的竞争结构促进市场改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等内容，而这些内容通过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经济权力和市场模式表现出来，它们与经济权力结构的关系，应当成为包容性增长研究的重点。

1.意识形态方面。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的诉求和社会是不被重视或曰根本不予考虑的，归根结底，从西方主流经济学角度出发，驱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不具经济学分析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微观问题工程化、宏观问题微观化，是西方经济学的痼疾。市场经济得以运行，以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为前提，那就是社会正义。经济增长是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的，我们既要看到其中各种影响因素的更迭、变换，也要看到，在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一些人文背景的原则性诉求从未退出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

2.市场模式方面。现有的由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所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以市场与国家经济权力的均衡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支点。就各国经济权力结构而言，只要回顾一下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与之对应的制度变迁进程，就不难发现，伴随着技术引领的不断推进，信息呈现日益完备的趋势。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创新举措，使混业经营在经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再次成为可能。自20世纪80年代始，受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发达国家纷纷掀起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企业型“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政府逐渐由行政规制性管理模式，走向企业治理型服务模式，以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www.daowen.com)

3.制度安排方面。从政府经济职能来看，政府是社会公共选择的代言人，如何使经济职能体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最优的社会选择，是政府职能创新的关键。诺斯的“国家悖论”揭示出，在某种情况下，“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国家又是导致人为的经济衰退的原由”。之所以出现这种观点，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语境中，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是矛盾的，政府经济职能，应当服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与之对应的是，市场同样具有悖论性质，即市场既是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市场也是导致人为的经济衰退的原因。摆脱经济增长的工具理性，将社会价值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是包容性增长研究范式，与传统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的分水岭。首先，作为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不应继续停留在西方经济学的变量、影响因子视角，而应将经济增长置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范畴之中，唯其如此，才能使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回归价值理性取向。其次，包容性增长下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会促使制度选择更加趋于制度理性。如何适应这一要求，将政府经济职能所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外部性效应转为合乎经济规律的内部性效应，进而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提供制度保证，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任务。最后，在包容性增长的语境之下，交易成本与社会成本之和构成了社会的相互依赖成本。从政府经济职能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应该在寻求依赖成本最低的状态下进行，如何提高增长的积极参与并维护制度的效用与效力，是政府经济职能创新的关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加以经验性分析总结，并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将包容性增长与政府经济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顺应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不断创新政府经济职能，业已成为国内理论界的迫切课题。

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依据，既是本书的主旨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