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始终不能确定，而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国不但没有走出经济增长趋缓的阴影，反而步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雷区。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民众抗议浪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格局日益体现出整体性的同时，民族与国家的既有属性和特征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以前所未有冷峻的目光，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真谛的短期行为，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反思自新自由主义滥觞，直至占领凯恩斯主义国家职能的全部阵地，逐渐形成30年来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各个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同时，以其终极形态的“华盛顿共识”作为解决非自由经济国家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手术刀”，而其所搭建的一切自由竞争秩序的虚幻承诺，最终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进步，而是巨大的社会灾难。

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相反，中国自2012年始，已经连续五年稳居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中国继续演绎着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传奇”，但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的诸多问题与矛盾也日益显现。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四项目标的压力日益加大，未来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重、人口老龄化和投资率趋降等，这些都导致政府计划统筹和宏观调控的压力增大。一些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产品的安全质量成为舆情关注的焦点。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呼声。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业已成为政府公信力的关键。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具有标志性的生产动力、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不仅体现出经济增长的现实可能，也体现出社会发展的良性预期。但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注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孽宿，这一点不仅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而且为当下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所证明。(www.daowen.com)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本质，是只重过程，不计后果的增长。这一增长形态，虽然使穷人的生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相对于那些财富迅速膨胀的阶层来说，这种改善却相对太慢。^[1]阿马蒂亚·森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不仅有老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包括长期的贫困与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饥荒和大规模饥馑的发生，对起码的政治自由和基本的自由权的侵犯，对妇女的利益和主体地位的严重忽略，对我们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许多这样的剥夺，都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富国和穷国观察到”。^[2]这与人类公平正义的终极诉求是根本违背的。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灵魂——私有制所聚集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具有生产要素的本质属性，而变成了纯粹的投机工具，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并没有意图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却相反地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以谋取较国内更高的投机收益。以新自由主义对全球金融资本的放纵为标志，经济增长从未像现在这样，将逐利的目的和手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而这种所谓增长所促使的财富畸形聚合的结果，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据此不难理解，为何要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的工具理性分析范式，转而建立一种基于价值理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广泛共识。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出现并受到世人普遍关注的原因，恰在于此。

胡锦涛总书记曾先后两次在其出席的国际会议讲话中，提到“包容性增长”，明确中国政府将以“包容性增长”作为今后经济增长方式的纲领。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为依据，新一轮以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创新改革，正式启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作为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性的转变。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与之对应，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国家经济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结构的创新，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政府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