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

Moenius（1999）^[2]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1980—1995年来自12个国家的471个行业的贸易数据，对双边标准、各国特定标准数量及一系列的虚拟变量进行了估算，并分析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共享标准对贸易量有显著的正效应；对制造业部门来说，TBT会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对于其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Disdier、Fontagne和Mimouni（2008）^[3]分析了进口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SPS）和TBT的通报量对双边贸易流动的影响，实证应用侧重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进口，他们在估算引力模型时控制了双边应用关税保护水平，并使用了与SPS和TBT措施等价物的从价法。利用HS2聚集水平上的30个分类行业，发现TBT和SPS对8个行业有正向影响，这些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对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方面，也间接优化了产业结构。饶璐（2011）^[4]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产品向国际标准看齐，加快技术改造，保证产品质量。杨旭（2016）^[5]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现状和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情况，认为TBT的限制有助于激发我国技术创新进步，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一旦技术性贸易壁垒被突破，带来的就是市场份额的增大，甚至是利润的提升。王芳（2016）^[6]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长期效应——贸易促进，从长期来看，出口企业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进而优化产品结构，从数据来看，我国家用电器和广播设备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比例在下降，而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出口比重在上涨，出口产品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出口额也在不断攀升。卢福永、蒙双（2016）^[7]使用广义二乘估计法，利用发达国家与我国多年机电行业贸易数据，认为从长期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行业具有明显的技术效应。我国通过主动或被动创新整体提高了机电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在长期内优化了我国机电产品结构，体现了明显的技术效应。任通先（2017）^[8]运用引力模型看出 TBT/SPS 通报数的变动对于广东省农产品出口流量具有正面影响，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在生产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开发出更加先进的技术并生产出更加优质的农产品。Wood J（2017）从工业部门的政策角度来看，认为 TBT 使政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通过鼓励投资，打造使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将有能力实现其“创意经济”的雄心，在这样的TBT倒逼机制下，这些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可以通过绘制新的双边或区域贸易关系来克服非关税壁垒问题。徐惟、卜海（2018）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医药行业2002—2014年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创新水平、出口贸易指数等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当TBT滞后一年时，它对出口的影响仍为负值，但当TBT滞后三年时，系数为正，TBT通报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三年后的出口值会增加0.650 9亿元，当TBT滞后五年时，系数为1.499。正是由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三年后出口出现增长，TBT的正向效应开始凸显，五年后技术水平得到更大的提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2.开辟新市场

江凌（2012）^[9]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蔬菜出口贸易的影响作引力模型，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整体上对我国蔬菜出口具有正效应的结论，回归系数为0.034，原因在于日本对我国设置的TBT虽然抑制我国向日本的出口，但是使我国加大了对欧美市场的开发力度，减弱了对日本市场的依赖。Chandra（2016）^[10]利用2002—2008年期间的详细产品水平数据，探讨了美国临时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发现美国对我国的贸易壁垒导致我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的增加，同时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贸易萧条的证据。根据所涉产品的类型，对TBT的回应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具体而言，Chandra发现，虽然美国非钢铁产品的TBT导致中国出口的这些产品增加到第三市场，但钢铁产品产生了显著的寒冷效应，即钢铁产品出口量下跌。杨旭（2016）^[11]认为，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重重限制也为我国开辟新市场带来发展机遇。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物流实施的“绿色通道”和费用减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产品经营者的积极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降低了我国农产品“走出去”的成本，因此，在世界经济低速复苏的情况下，我国农产品可以依靠政策和相关贸易协定以及自身的产品优势，积极开辟新的市场，从而改善农产品出口集中化的现象。Lionel Fontagné、Gianluca Orefice^[12]（2018）认为，进口国实施了TBT后会增加出口商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出口商若转移到一个新的目的地会产生固定的进入成本，而转移到一个现有的目的地会增加到达消费者的边际成本，而对于多目的地出口商而言，由于转移成本低，比起其他出口商可以更容易地选择将贸易转移到没有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目的地。遵守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本越高，出口商关注其他目的地的可能性就越大。若转移到新出口目的地需要的成本小于遵守TBT需要的成本，生产力比较高的企业大多会选择开辟新市场。

3.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绿色消费

Pio Borges Menezes R和Maria de Souza Antunes A^[13]（2004）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发布的1995—2002年期间对4 301项技术法规的通报情况，并重点关注了那些影响化学工业的法规，认为在化工产品上施加的TBT有利于保护环境。庞晓雪（2009）^[14]通过分析欧盟儿童安全（CR）法案认为，欧盟通过对我国实施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来限制环境有害产品的流通，虽然短期上会使我国产品成本增加，但是长期上会赢得消费者对我国绿色产品的信任，从而扩大销量，达到规模经济。饶璐（2011）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激发了我国对环境友好产品的开发和研制，可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环境。邵小娟（2016）^[15]认为，在TBT的限制下，我国企业开始注重环保问题，从牺牲环境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环境友好型发展，从短期看虽然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从长远来看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卢福永、蒙双（2016）^[16]认为，我国多年来对于TBT一直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和策略，进而提升了整个行业的软实力，在环保意识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作用需要长期积累而实现，形成过程也伴随着较好的正外部效应，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4.促进政府部门改进管理方式

江凌、陈玛丽（2013）^[17]认为，从长期来看，为能有效地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政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和发挥相应作用，即：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促使政府充分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力度，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强对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工作。任通先（2017）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使政府改进管理方式，及时了解和监测进口国农产品市场以及进口国政策动向，对企业的经营和出口战略进行实时的调整，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的被动局面。Gu H（2017）^[18]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析TBT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认为我国遭遇TBT是由于产业格局失衡和出口秩序混乱，故TBT会倒逼政府建立良好的制度机制，同时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www.daowen.com)

5.保证人民健康安全

Pio Borges Menezes R和Maria de Souza Antunes A（2004）认为，在化工产品上施加的TBT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为人类身体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Zhao Qi（2011）^[19]在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和遭遇TBT现状的基础上，表明只要我国农产品的质量能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一方面，可以确保我国消费者的健康，同时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将更加稳定，可为政府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参考。饶璐（2011）认为，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与产品质量息息相关，而严格的技术法规和检验程序则保证了产品质量，进而有利于人民生命健康。江凌、陈玛丽（2013）认为，为了应对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相关部门对出口农产品提出较高要求，企业也采取了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安全消费的理念和压力最终会传导到国内市场，会极大地提升消费者健康消费的诉求，会促进政府管理部门加强监管，促进生产者改进技术和管理方式，逐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高洁、董丽、宋宗华（2013）^[20]研究了TBT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影响，从消费者角度来说，TBT是以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和安全，保护消费者生存环境为目的设置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健康。Wood J（2017）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标准。鉴于此，我国政府已采用TBT和SPS来保证国内消费者能够获得安全和高标准的国外食品。

6.减少交易成本

Moenius J（2004）^[21]认为，TBT可以减少贸易中的信息成本，如果货物必须适应国外市场，那么进口国的国别标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进而使产品适应该市场，否则这些信息的收集成本会很高。Felbermayr G J、Jung B（2011）^[22]将TBT视为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监管成本，使用一个包含异质企业、差异化商品贸易和可变外部规模经济的模型，来整理TBT改革、投入多样性、企业层面生产率和总生产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可变贸易成本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由化均增加了行业开放性的结论。TBT水平高，可变贸易成本的降低能够提高总生产率；TBT 的水平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虽然会失去市场份额，但是由于可变成本的降低，仍然可以获益。田泽、张雨辰、王敏（2015）^[23]对江苏机电企业遭遇TBT进行预警研究，认为TBT的核心就是标准，进口国设置的TBT有利于企业完善产品标准化体系，积极适应市场变动与国际竞争的要求，从而有效地防止和消除国外TBT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消极影响。王绍媛、李国鹏（2016）^[24]采用HMR两阶段重力模型分析了TBT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TBT 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对于产品异质性较强的的企业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信息披露作用，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市场搜寻成本。

7.其他正向效应

Blind K（2005）^[25]利用法国、德国等4个欧盟国家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行业标准数量对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发现以标准数量衡量的TBT有助于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庞晓雪（2009）通过分析欧盟CR法案，认为TBT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获得长期的利益。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要肩负社会责任，这样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获得长远的利益。陈晓东、张小娜（2010）^[26]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效应，为了面对进口国设置的TBT，必须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员工培训和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创新能力。Augier（2016）^[27]则利用摩洛哥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技术标准提升对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同样发现更为严格的技术标准有助于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蔡静静、何海燕、李思奇、李宏宽（2017）^[28]认为，我国不仅要重视TBT的技术效应，还应该充分利用TBT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加强知识产权创新、管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