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中欧之间还是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谈判，实质都是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核心是要求中国落实“对等原则”，换言之，要求中国提高准入前国民待遇。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巨额投资，创造了就业岗位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从美国和欧盟角度看，中国企业在建筑、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保险、物流、媒体和电信等产业的投资均畅通无阻，基本上只限于东道国的反垄断和安全审查。相比之下，外国企业在华开展类似的投资均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因此，美国、欧盟认为这一不够对等、互惠的局面在政治上并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其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应当遵循互惠对等原则，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使经贸关系相互依赖、共同繁荣。^[12]在对待外国投资者和内部企业方面，中国应当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予以同等水平的法律保护，不应区分股权投资者的国际属性和设立专门的审批机构对并购交易实行评估或加以限制。2015—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并购，例如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并购涉及了银行业、汽车零部件、工业4.0等领域，典型的如复兴并购德国Hauck & Haeuser私人银行、中国化工集团7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集团，以及美的集团购买了全球四大机器人公司之一的德国库卡机器人94.55%的股份。这些重要产业的并购都顺利地得到了欧盟以及相关成员国监管部门的批准。相比之下，中国的监管障碍导致外国企业无法在华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购活动。^[13]因此，在接下来的经贸谈判中，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欧美的利益诉求。

这些诉求，既有贸易方面的，也有投资准入方面的。在规则方面，既有边境规则（贸易规则），也有边境后规则。从目前中美之间的谈判看，最大的挑战来自边境后规则，例如竞争中立、国有企业条款、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以及投资、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金融服务（在金融中特别强调跨境金融服务）、电信等领域的开放等。当前特别关注的议题，比如国有企业参与竞争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汇率问题等，不但是双边经贸谈判的焦点，而且也可能成为WTO现代化的方案议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