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1970年，北欧各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直到目前北欧国家经济增长率在高收入国家中排在前列。例如，瑞典、丹麦和芬兰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瑞典、丹麦和芬兰人均GDP和全球竞争力排名都远远高于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政府通过为全体居民提供水平较高且均等化的社会福利，降低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以挪威为例，2007—2009年期间，挪威每年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85%，同时年均GDP增长高达5.9%，失业率长期保持在3%—4%之间，家庭户均消费平均达到每年395 100挪威克朗。[66]
(二)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扩大中等收入就业有积极作用
挪威等北欧国家具有“高收入、高税收、高(财政)支出、高福利”的福利国家特点，但这些国家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挤出效应普遍较小，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北欧国家的就业率在OECD国家里位列榜首，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也保持了很高的就业率。挪威是欧洲乃至世界发达国家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失业率也没有超过4%。[67]原因就在于挪威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的多寡建立在劳动参与上，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注重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不仅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还带动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产生大量中等收入就业。例如，挪威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中创造了大量中等收入岗位，为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社会服务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在1/3左右。[68](www.daowen.com)
(三) 在坚持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可持续性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丹麦、瑞典和芬兰先后出现经济危机，丹麦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着经济萧条问题，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GDP呈负增长，芬兰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3.2%上升到1994年的16.7%，导致社会保障开支剧增、税基减少、税收下降，进而导致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加大。为增强公共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关的财政收支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例如，调整税收政策，对国内紧缺行业的外国就业者、科技人才、高收入者实行一定期限的收入减免税政策，再如扩大私人部门的参与，高收入群体购买私人部门提供的优质高效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改革养老金体系，建立个人养老账户制，使个人所享受的养老服务与个人所缴纳的税收挂钩。此外，北欧国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上的作用。以瑞典为例，1993—2013年，瑞典把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由67%降到49%，把个税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瑞典还率先实施教育券制度，居民可凭教育劵选择在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在医疗、养老领域也向市场开放，居家养老服务基本由地方自治团体提供，地方自治团体的经费由政府负担50%，由受益个人负担50%。[69]
总的来看，北欧“福利国家”中产阶层的稳定性与政府高水平、均等化、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支出有很大关系，北欧国家不仅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居于全球前列，也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最小和中产阶层比例最高的国家。在人均预期寿命、可持续发展指数、创新指数等多方面，北欧国家也是全球的领先者，并没有出现掉入“高福利、低增长”的“高福利陷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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