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产阶层税负较重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主要筹资机制是税收。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后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前，美国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边际税率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里根政府上台后，针对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发生了逆转，富人享受到更大幅度的减税，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开始显著下降，其中1990年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然而与此同时，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却在大幅上升。^[37]里根政府时期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70%降至50%，1988年降至历史最低点28%；在1963年，所得税最高的与中间税率之间的差距是49%，而在2012年缩小至7%。^[38]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实际是累退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均呈不断下降趋势，中等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比富人更重。1983—1992年中等收入家庭净财富增长为零。1981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50%的起征点为144 000美元以上；2012年，最高税率35%的起征点为超过388 000美元以上；同时，遗产税起征点也不断提高。1976年时起征点是60 000美元，到了2001年已提高到1 000 000美元，2011年，达到了5 000 000美元。在这个标准下，美国只有不到1%的富裕家庭面临着缴纳遗产税的问题。美国中产阶层的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与财税政策收入分配的累退性直接相关。税收由主要劳动收入承担，中产阶级成为纳税主体(皮凯蒂，2014)。^[39]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也提出减税政策，但被认为是更有利于富人而不是中低收入阶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报告认为，减税会使得美国占收入前1%的居民获得其税后收入13.5%的税负减免，而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则分别只有1.8%和0.8%。^[40]

(二) 税式支出存在逆向分配效应

从美国政府的主要税式支出在各收入阶层间的分布情况看，受益更多的是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者，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贫困家庭受益最少(如表8.1所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削减预算案当中食品券补助、学生助学贷款等主要有利于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支出，此举被认为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并且随着收入由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阶层向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阶层转移，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进而削弱赤字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刺激效果。^[41](www.daowen.com)

表8.1　2015年美国各项税式支出在收入阶层间的分布

资料来源： U.S. Congress. Joint Committe on Taxation， 2015 Estiamates of Federal Tax Expenditures for Fiscal Years 2015-2019 [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总的看，避免中产继续缩水，已经成为美国防止经济衰退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关键。美国中产阶级能否重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担当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美国政府社会政策是否调整，另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经济未来复苏的趋势(张兴祥，2015)。最重要的是，这种政策的调整要反映到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