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效应，最大程度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效率，对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提出了现实需求。但从现实看，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已经成为阻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发挥“扩中”作用的障碍。

(一) 公共服务“有需求、缺服务”的矛盾突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然面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中低收入家庭医疗保障不充分等突出问题。

以医疗卫生服务为例。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2014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比2013年增加7 034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增加1 967个。从医疗机构床位数总量看，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共有660.1万张，其中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别占75.2%和20.9%。^[12]民营医院的等级仍较低，规模仍较小，公立医院和大医院拥挤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2014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26.5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89.1%；民营医院3.3亿人次，占医院总数的10.9%。^[13]与快速上升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相比，我国存在巨大的医疗卫生人才缺口，医疗卫生人才不足导致医疗卫生服务短缺和服务质量难以保障。2015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为150.15万人，注册护士为134.86万人，医护比为1∶0.9。而2010年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国家的医护比为1∶3.09，中国香港地区的医护比则为1∶3.17。^[14]截至2015年底，我国全科医生总量有18.86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1.37人，仅占各类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12.56%；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数为15.43万人，占基层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总量的10.28%。

养老服务也是同样的情况。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预计到205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由2017年的17.3%提高到35%。预测表明，2010年中国老年人市场规模达到1万亿元，但目前市场每年能够提供的老年产品与服务不足2 000亿元。民政部公布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3张，远低于发达国家50—70张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水平(20—30张)，养老床位缺口较大。^[15]医疗、养老、健康等服务需求快速释放与基本养老、医疗服务供给不足成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突出矛盾。(www.daowen.com)

(二) 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主体改革滞后

据统计，在我国约有126万个事业单位，3 000多万正式职工和1 000多万离退休人员，其中公益事业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的80%左右。在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事业单位是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提供者。尽管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公益事业管理体制经历了比较大的改革，但事业单位行政化特点仍然比较突出，许多事业单位的发展规划、人事任免、经费等仍然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定。事业单位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财务、人事、福利待遇等制度参照行政机构制定。由于事业单位结构不合理，机构人员臃肿，财政负担沉重，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尽管公益事业单位在经费方面对财政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仍有约60%来自财政全额拨款，约有20%来自财政差额拨款，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到了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而且70%以上是人头费，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16]据统计，我国1.2万亿元行政事业性质的国有资产中，有10%以上处于闲置，资金浪费极为严重。^[17]同时，在行政化管理下，事业单位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较弱，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不用对内部单位从业人员、公共服务对象、社会负责，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反映公共需求和保障公共利益。

(三) 公共服务监管制度尚不完善

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就是要把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这除了需要建设一整套的包括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机制、监督机制、信息反馈和纠错机制等内在制度和机制，还需要对包括监管对象、监管机构、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等传统公共服务监管体制进行重构，加强社会和公共服务需求者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