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从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初次分配领域“收入转移”和再分配领域“收入转移”来实现。首先,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会引起再分配领域的“收入转移”。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减少财政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距,有利于在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从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第一种“收入转移”,即通过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这一再分配手段实现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中低收入者的转移,这种收入转移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影响是正向的。其次,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会引起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转移”。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比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提高财政支出规模和占GDP的比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在赤字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意味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而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占比会缩小。第二种“收入转移”效应是居民、企业收入向政府收入的转移,这种转移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直接影响是反向的。第三,两种“收入转移”效应共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如果第一种收入转移带来的“收入创造效应”大于第二种收入转移导致的居民收入减少,那第二种收入转移最终就会产生净的“收入创造效应”,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将产生正效应;如果第一种收入转移带来的“收入创造效应”小于第二种收入转移导致的“收入减少效应”,那第二种收入转移最终就会产生负的“收入创造效应”,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会产生负效应。
(二)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引起供给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图3.2 2009—2018年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供给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来实现。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看,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是新增就业的主体,现代服务业的工资比一般制造业高,是白领工人的摇篮,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产业部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均等化水平,将促进城市化,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需求和空间,为扩大中等收入就业创造重要条件。从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就业和扩大居民收入的主要部门。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为26.1∶27.6∶46.3,服务业就业比重在过去5年每年增加1.3个百分点左右(如图3.2所示)。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2 413元,其中平均工资排在前3位的行业都是现代服务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47 678元),金融业(129 837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23 343元),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平均工资均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反,制造业平均工资为72 088元,低于信息、金融、研发等现代服务业。(www.daowen.com)
(三)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引起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图3.3 2009—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影响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影响投资结构,从而影响中等收入就业需求创造。从我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看,随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如图3.3所示),我国存在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致大量投资需求,特别是服务型消费需求引致服务业投资需求会带来大量的就业需求。2007—2016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4]比重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增长1.7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增长2.17个百分点,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创造重要条件。反过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扩大,又会形成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释放的重要动力,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创造重要基础,形成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释放——产业升级——中等收入就业创造和收入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会对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动态平衡产生实质影响,进而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和中等收入就业需求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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