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框架下，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理论为本书研究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对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一) “可行能力”和“可行能力平等”理论

在研究和考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路径和机理时，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是一座重要的桥梁。阿马蒂亚·森(2002)在20世纪80—90年代，构建了评估个人福利或福祉的可行能力方法框架，用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衡量个人福利。阿马蒂亚·森在其代表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155]可行能力是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功能性活动”重新定义了福利内涵，反映了人们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及达到的状态。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面向经济发展实践的沟通与互动的平台，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导向”扭转为“可行能力导向”(胡道玖，2014)^[156]。联合国经常使用的用来评价各国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应用(李实，1999)^[157]。

在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即从收入和财富中获得的可行能力的不平等比收入和财富本身的不平等影响更大，为此避免和防止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实现福利平等具有重要作用。“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建立起可行能力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可行能力平等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自由的平等。“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比收入平等、资源平等、功利主义的效用平等等平等理论更接近社会正义的内核，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不同群体，政府需制定对应的政策以消除可行能力不平等并改善福利水平。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政策不仅要关注增加其收入、减少收入不平等，还要关注提高其可行能力、减少可行能力不平等以提高其福利水平。

(二) 人力资本理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人口的低收入是导致他们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李实，1999)。^[158]阿马蒂亚·森对功能性活动种类和内容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例如，健康通常被作为重要的功能性活动，阿马蒂亚·森把健康作为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基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包括健康投入、教育、干中学、迁徙。^[159]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表明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能力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变化趋势、重要作用、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强化的途径和方法等进行了研究。张迎春、张琦(2006)^[160]从不同层次人力资本收入的差异性入手，分析不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影响，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路径。李波(2012)^[161]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探讨人力资本对我国社会阶层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理、途径和方式，认为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有关键作用。吴青荣(2017)^[162]认为，人力资本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在驱动力。他建立了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在长期内人力资本存量每提高1%，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提高0.993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存量变化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化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化不是人力资本存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人力资本的分布结构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人力资本的基尼系数每下降1%，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就上升3.24%；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城乡差异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化的影响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西部地区。此外，陈云、李慧芸(2015)^[163]运用多项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收入主观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能够提升居民的收入主观感知状况。齐海鹏(2004)^[164]研究认为，由于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再加上城乡分立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客观造成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距，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均等，劳动力的回报率也不同。石刚、韦利媛(2008)^[165]建议，加大教育投入，逐步普及高中教育，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纪玉山等(2005)^[166]认为，发展教育可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低收入者素质，增强低收入者增收能力。陈新年(2005)^[167]认为，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人力资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可以加快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程名望等(2016)^[168]利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徐祖辉、谭远发(2014)^[169]利用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分析了我国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显著。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健康水平提升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些研究在本书具体研究教育财政支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影响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支撑。

(三) 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最初的社会保障主要功能是贫困救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在发展中逐步产生了“补缺型社会保障”模式和“普惠型社会保障”模式等。国内研究社会保障理论最初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对社会保障认识的转变，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基本保障，自身的主体性日益突出。

国内学者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需求和趋势、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等进行了大量研究。Hub-bard、 Skinner和Zeldes(1995)，李实、赵人伟(1999)，藏旭恒、刘大可(1999)，刘文斌(2000)，孙凤等(2001)，朱国林等(2002)，藏旭恒、裴春霞(2004)，马强(2004)，王小鲁(2007)，迟福林(2012)，刘明(2017)等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消费需求释放，对扩大内需有重要作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能降低人们应对子女教育、医疗开支、住房开支和失业等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释放消费需求和扩大内需。Milanovic(1999)，苏海南(2015)，Kristjansson(2011)，姜迪武(2011)，宋晓梧(2013)，蔡荫、岳希明(2016)等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收入分配制度，并通过定量分析论证了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防止两极分化。郑功成(2016)^[170]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在初次、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都可以发挥作用。Jesuit与Mahler(2004)^[171]对拉美国家15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下降的平均贡献率在15%左右。

国内学者对我国社会保障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效应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存在不同结论。齐海鹏(2004)，杨翠迎(2004)，张车伟(2005)，葛延风(2007)，唐钧(2010)，孟续铎(2010)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城乡二元结构等导致社会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即社会保障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学界普遍认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被认为是社会安全网和稳定器。王小鲁、樊纲(2005)，葛振纲、韩淑珍(2012)，杨玲玲(2013)，尹蔚民(2018)等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发挥着“兜底线”的作用，是反贫困的重要支撑。白重恩(2012)，郑秉文(2014)，郑功成(2016)，韩秉志(2017)等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化解各种社会风险的重要制度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有效的社会保障可以提升中低收入者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巩固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这些研究和发现为本书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破解“中产焦虑”、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稳定发展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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