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16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形成后逐步发展出现代财政理论。威廉·配第(1623—1687)在其《赋税论》中提出旨在振兴工商业的财税改革意见，并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提出赋税四原则，即公平、确定、简便、节省^[112]。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其关于国家职能及财政作用的观点，主张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西方传统财政学理论将财政职能归结为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调节、监督(何振一，2005)^[113]。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1858—1940)提出，财政应以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为目标^[114]。以瓦格纳(1835—1917)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学派主张政府应充分利用财政分配工具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强调了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115]。凯恩斯(1883—1946)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中的重要性,大大扩展财政的职能范围。^[116]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黏性、道德风险等市场失灵的存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调节社会总产出的有效手段，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均衡框架下讨论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的乘数效应，大多数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认为政府支出的增长会对产出、消费、就业等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117]马斯格雷夫(1910—2007)1959年在《财政学原理： 公共经济学研究》中提出财政三大职能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强调从对市场机制进行指导、修正、补充的角度来界定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118]新古典经济学把财政政策作为内生变量，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税负上升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使得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巴罗(1990)在内生增长框架中将公共支出纳入生产函数讨论最优税收。^[119]Ambler和Paquet(1996)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RBC)模型中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20]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财政职能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使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受到公共选择理论、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19—2013)创建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做出理论分析，主张政府对搭便车等长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121]斯蒂格利茨与阿特金森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研究了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122]

总体看，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在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理论，为财政发挥公共产品供给职能提供理论依据。西方财政理论研究对我国公共财政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为本书研究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财政理论是在吸收借鉴国外成果和实践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张愚山1983年翻译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所著的《公共财政》，将“公共财政”概念引入中国(刘尚希，2009)。^[123]但时至今日，学术界关于“公共财政”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经济转轨实践中的运用，对公共财政的职能、定位、体制、制度、机制以及绩效评估等都进行了大量研究。1998年，我国首次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模式的改革方向，2003年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进入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为取向的全面创新时期(贾康，2007)^[124]。贾康(2005)^[125]认为，财政是以社会权力中心为主体的，在国家存续期间的社会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关系。现代国家的财政是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通过各级政府预算收支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性分配。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重在“公共性”，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主要的目标和工作重心；二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三是以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利制衡前提下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四是以现代意义的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确定、严格执行、追求绩效和可问责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高培勇(2007)^[126]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或财政运行机制。冯俏彬(2005)^[127]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为主，在财政支出上体现为公共支出的比重占绝大部分；二是公共参与。高培勇(2007)^[128]认为公共财政制度的最基本的特征包括公共性即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非营利性即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规范性即依法开展财政收支活动。何振一(2008)^[129]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共财政职能的特点不同，我国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王家永(2008)^[130]认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根本体现在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前提和基础。魏立萍、刘晔(2008)^[131]提出，民生财政是我国特别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背景下的公共财政职能，其精髓在于按公共化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按均等化要求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按规范化要求健全民主决策监督机制。陈元春(2004)^[132]提出，公共财政的总目标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直接目标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稳定发展、财富公平分配。随着人们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上升，一些学者主张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由此产生了有我国特色的民生财政理论，这一理论主张把财政支出向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领域倾斜。高涓(2015)^[133]认为，民生改善职能是当前我国财政的主要职能，我国财政职能应当由经济职能向民生职能转变，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应以民生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为评价标准。同时，关于公共支出效率和效益的理论研究亦为本书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工具。有许多学者观察到财政支出效率问题是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吴俊培(2003)^[134]认为，财政支出效率的核心是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但必须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公平和稳定之间的关系。郭长林(2007)^[135]认为，看宏观财政支出的效率，就是要看当财政支出发生后收入分配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经济是否稳步增长和经济波动是否减少了。(www.daowen.com)

总体而言，我国公共财政理论是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而逐步发展的，公共财政理论和观点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不断形成和丰富的，为本书研究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支撑。无论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包括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导向，还是强调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财政职能，还是由此衍生而来的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升财政支出效率，都对本书研究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两者间的关系提供了原则和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