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这些词语常被混用，都被称为Middle Class。目前，国际国内尚未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统一界定和划分标准。基于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国际上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观点，主要以财产为标准划分中产阶层；二是以马克思等为代表的近代观点，主要从社会关系或政治角度划分中产阶层；三是以韦伯等为代表的现代观点，主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和综合性因素划分中产阶层(苏海南，2015)^[103]。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将社会阶级分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104]。韦伯采用了包括财富(经济角度)、权力(政治角度)和声望(社会角度)等多维标准在内的多元分层法，被称为“多元分层理论”^[105]。吉尔伯特和卡尔(1992)^[106]提出了既包括职业、收入、财产、社会化、交往、权力和流动等客观因素在内，也包括个人声望、阶级意识这样主观因素在内的界定方法。从我国国内的研究看，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主要以收入来界定。常兴华(2003)^[107]，狄煌(2003)^[108]，杨宜勇(2004)^[109]，顾纪瑞(2005)^[110]，吴青荣(2014)^[111]等学者的研究都是以收入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指标。另一种，陆学艺(2002)，苏海南(2015)，沈晖(2008)，李培林、张翼(2008)，李春玲(2011)等学者则从收入、财富、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更广的维度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越来越多研究倾向于用多维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但在测算上大多数研究以收入指标为主。

许多学者对这一群体的产生、形成、发展、成因及其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从经济发展角度，迟福林(2016)，宋健(2015)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的发展对促进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有关键作用。从社会发展角度，沈瑞英(2008)，史为磊(2014)，李培林、张翼(2008)，陆学艺(2002)，李春玲(2011)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群体对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许多研究围绕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稳定和发展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财政金融政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体制下，同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影响因素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些影响因素还存在重叠。从宏观因素看，纪宏、刘扬(2013)，李伟、王少国(2014)，龙莹(2015)，张少良(2017)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影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杨宜勇(2007)，庄健、张永光(2007)，Sergio Olivieri(2007)，Solimano(2008)，姜迪武(2011)，Borraz(2011)，纪宏、刘扬(2013)，李伟、王少国(2014)，代灵敏(2014)，刘璐(2015)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分配。此外，周晓虹(2005)认为工业化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王开玉(2006)，李曼(2015)认为城市化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吴青荣(2017)认为对外开放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姜迪武(2011)，李雨潼(2015)认为制度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吴青荣(2017)，余增威(2017)认为产业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微观因素看，纪玉山等(2005)，徐祖辉、谭远发(2014)，陈新年(2012)，吴青荣(2016)，程名望(2016)等学者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徐佳舒、段志民(2017)研究认为职业是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因素；王哲慧、龙莹(2015)，严斌剑、周应恒、于晓华(2014)等学者研究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娄峥嵘(2008)，蔡昉(2013)，莫连光等(2014)，Schuknecht和Tanzi(2006)，Heipertz和Ward-Warmedinger(2008)，安东尼奥·阿弗索、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维托·坦齐等(2013)，Afonso、 Schuknecht和Tanzi(2010)，杨晓妹(2014)等学者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单项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的研究看，Herbertsson(2003)，齐海鹏(2004)，石刚、韦利媛(2008)，徐谦(2007)，李芳蹊(2015)，冯云(2014)，孙涛(2015)，韩静舒(2016)，茹长芸(2013)，刘国余(2014)等学者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齐海鹏(2004)，曾雁冰(2011)，杨亮(2012)，宋志华(2010)，汪辉平等(2016)诸位学者发现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杨晓妹、王有兴(2016)，韩静舒(2016)，卢燊(2017)，吴仁广(2017)，Ervik(1998)，Milanovic(1999)，Jesuit和Maher(2004)，贾晔(2012)，张术茂(2014)，张长浩(2014)，李娜、袁志刚(2015)，任忠富(2016)，Hocquet(2016)，王聪(2017)等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有影响。这些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研究，为笔者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和传导机理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