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

从现有文献看，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教育水平是影响就业和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Heipertz等(2008)^[54]通过对北欧五国的实证分析得出，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2%—33%。石刚、韦利媛(2008)^[5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影响较大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政策制度因素、经济发展因素以及教育因素。两位学者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代表教育因素的每万人口拥有大学生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平均增加0.027个百分点。王哲慧、龙莹

(2015)^[56]运用CHNS数据和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影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因素，发现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低收入群体能否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张术茂(2014)^[57]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主要项目中只有财政教育支出对长期就业总量有较大正向影响，财政投资支出、财政科技支出、财政行政管理费支出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长期就业总量都有负向影响，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按促进就业作用大小排序依次为： 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财政投资支出、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行政管理费支出。徐佳舒、段志民(2017)^[58]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的持续时间的因素之一。严斌剑、周应恒、于晓华(2014)^[59]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改善是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梁文泉、陆铭(2015)^[60]用2005年1%人口小普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年会平均提高工资水平13.2%。冯云(2014)^[61]将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区域、工作行业、工作年限、家庭背景等变量列入模型控制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越高。

徐谦(2007)^[62]认为，财政对教育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是提高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从而使中产阶级崛起的重要条件，近些年我国教育支出有所增加，但相对西方国家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还存在差距。李芳蹊(2015)^[6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显著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且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重要性仍在不断增强。冯云(2014)^[64]用随机面板模型测算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近年来各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提升，1999年时各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贡献率普遍为负数，平均水平为-0.223，2007年时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0.3，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贡献率在0.4以上，个别省份贡献率甚至超过0.6。孙涛(2015)^[65]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社会收益为衡量标准，研究了如何通过增加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优化教育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教育的社会收益最大化。

一些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中存在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韩静舒(2016)^[66]利用受益归宿成本法测算教育支出的分配受益均等化程度，发现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具有明显的累进性特征，农村的低收入居民受益程度比城镇居民更大，而非义务教育阶段财政公共支出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特征，高收入居民的受益程度更大，农村的高收入居民受益的比例更高。齐海鹏(2004)^[67]研究认为，由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政策偏向，我国居民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低收入家庭得到的收益低于其他家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主要收益。冯云(2014)^[68]运用Mantel空间相关系数检验法，计算了地区间各级教育经费投入差距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矩阵之间的相关性，发现我国地区财政教育投入总量差距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生均各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与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是高度相关的，尤其是地区生均教育经费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和普通高中上的投入差距与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关性都超过0.7，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在职业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投入差距与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关性在0.5—0.6之间，这说明财政教育投入不均等是导致地区发展差距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孙涛(2015)^[69]论证了造成我国目前教育不均等的制度因素、财政因素、政策成因以及收入分配成因，重点从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收支体系、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各级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经费投入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教育财政保障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茹长芸(2013)^[70]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优化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结构，特别是改善教育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刘国余(2014)^[71]建议确定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增长指标，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提高教育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益，优化教育投入的层级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

(二)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 一是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影响和作用；二是医疗保障支出对破解“看病难、看病贵”与减轻中低收入居民家庭负担从而提高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作用；三是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和作用。

汪辉平等(2016)^[72]调查发现因病致贫的类型中，有43%是因为丧失劳动力，29%是因为医疗费用过高，两种因素都有的占10%。在出现重大疾病等风险时，中等收入家庭就面临滑落低收入阶层的风险。韩静舒(2016)^[73]研究发现有家庭成员住院的家庭经济境遇变差的概率在上升，“因病致贫”的效应明显。卢燊(2017)^[74]采取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疾病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发现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所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会对个体和家庭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会使个体和家庭陷入持续性、代际性的贫困。他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及大病保险制度对反贫困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未能充分发挥有效作用，而大病保险制度则发挥了有效作用。吴仁广(2017)^[75]也认为，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有效降低居民医疗负担，对解决“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有重要的作用。宋志华(2010)^[7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及卫生事业费所占的比重对于总体死亡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赵鹏飞(2012)^[77]使用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各级政府卫生支出都对于改善国民健康产生了显著效果，而且在经济较落后地区健康改进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利用1980—2010年面板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卫生支出增加能够抑制卫生总费用上涨的结论。曾雁冰^[78](2011)发现财政因素和物价因素对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财政的影响在40.0%—71.6%，物价的影响在40.8%—66.7%，医疗机构因素影响在12.0%—38.3%。医疗卫生财政支出不足，反映了政府以经济发展优先，忽视医疗卫生发展，导致财政对医疗卫生服务筹资职能逐步弱化，迫使医疗卫生机构直接通过服务收费增加收入的问题。齐海鹏(2004)^[79]建议，应加大医疗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政府财政对社会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应给予必要的补贴。(www.daowen.com)

杨亮(2012)^[80]认为，在新一轮医改的背景下，尽管卫生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居民个人的卫生支出仍然偏高，“看病难、看病贵”仍然突出，为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卫生投入保障机制；改革财政预算体制，提高卫生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重点缩小卫生财政支出的地区内差异；完善农村卫生财政投入的保障机制，重点缩小卫生财政支出的城乡差异；在医疗卫生事务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曾雁冰(2011)^[81]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SD模型，通过对改变影响系统状况的行为如政府投入、物价收益率、总额预算、医保报销比例及覆盖率调整等干预结果的分析表明，由于政府投入改变引起的总体次均费用的变化是医保作用的1.03—2.38倍，而业务收入收益率的作用是医保作用的1.18—1.42倍，为此应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投入力度，提高业务收入收益率以降低医疗费用，从而使医疗费用增长在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余央央(2012)^[82]研究了我国医疗卫生支出的趋势，测算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将达到8%—10.6%，到2050年有40%的医疗资源需配置于老龄人口，老龄化对扩大医疗卫生支出的需求日渐增大，未来需要更多医疗卫生资源向老龄人口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倾斜。

顾永红、向德平(2014)^[83]利用1997—2009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不同收入分配测度方式与居民健康水平变动的关系，结果显示地域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加剧居民健康水平的差距。韩静舒(2016)^[84]关于基本医疗保险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也有助于降低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镇低收入家庭参保后未能增加消费支出，农村低收入家庭在参保后福利则有明显的改善；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助，更多的收益则为富裕家庭所享受，高收入的40%的居民群体获得了超过40%的补助收益，农村家庭的补助收益更多由中间三类住户获得，没有向贫困阶层倾斜。李齐云等(2010)^[85]使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地区间人均预算卫生经费支出的差距，还加剧了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差距；虽然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缩小可及性公共卫生服务产出的地区间差距，但并没有缩小人均卫生经费支出的地区间差距。

(三)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

在财政统计数据中，社会保障和就业补助财政支出被放在一大项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内来统计^[86]。从理论上看，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和就业补助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两者作用的相互独立体现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减轻居民医疗和养老负担、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提供保障；就业财政支出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扩大中等收入就业、促进统一劳动力市场等方面；两者作用的相互联系体现在社会保障中社会保险与就业直接挂钩，理论上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尽管目前直接关于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的分析较少，但不少国内外学者围绕社会保障支出对作为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王聪(2017)^[87]利用回归分析得出，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相关系数约为-0.206，两者负相关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存在很大不合理性，妨碍了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扩大。大多研究集中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方面。Kristjansson A.S.(2011)^[88]对16个OECD成员国进行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使这些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0.193，其中，政府社会保障的转移性支出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到80.83%，远高于居民个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影响。Jesuit和Mahler(2004)^[89]对1980—2000年13个发达国家财政再分配对比研究后发现，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要大于税收的作用。Ervik(1998)^[90]研究发现，瑞典社会保障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在80%以上，税收的贡献率只有10%。美国社会保障对老年群体的反贫困效果十分明显，老年贫困率仅为9%，但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就高达47%，社会保障对降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40%以上。Hocquet(2016)^[91]研究发现，欧洲国家经过社会保障调节后收入差距平均缩小30%左右。刘乐山(2006)^[92]研究发现，日本经过社会保障调节后的基尼系数比调节前低0.02—0.07。王延中等(2016)^[93]研究发现，部分OECD国家通过税收与主要是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调节后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0.2左右。Milanovic(1999)^[94]研究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明显，在巴西、墨西哥等一些拉美国家，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较强，可解释居民家庭收入分配改善的75.2%。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3年住户调查结果显示^[95]，不包括社会保障支出时城乡收入比为2.4，加入社会保障支出后城乡收入比扩大到2.8。任忠富(2016)^[96]使用基尼系数法、泰尔指数法等，分析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存在“逆向”调节效应，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限制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日益扩大，限制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潜力；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纵向不平衡，导致地区间“逆向分配”。

尽管现有的直接关于就业补助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的研究较少，但一些研究考察了就业财政支出对关系到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就业率、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张长浩(2014)^[97]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影响就业与失业这一观点可以获得相关经验证据的支持，随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加，就业率显著提高。李娜、袁志刚(2015)^[98]运用2007—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提高就业率起到了显著作用。张术茂(2014)^[99]研究发现，长期看财政支出总额变化对就业总量变化的效应不明显，但在短期有正向影响，长期中财政支出总额增加对第一产业的就业有明显抑制效应，对第二产业的就业有明显促进效应，对第三产业就业有较弱的抑制效应。杨晓妹、王有兴(2016)^[1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后就业财政支出增长迅速，但积极就业支出调节各收入阶层就业差异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喻良涛(2010)^[101]认为，就业财政支出对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就业财政支出是吸引和整合社会资源以扩大积极就业的杠杆。此外，贾晔(2012)^[102]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了解析，对就业量与政府投资性支出(包括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以及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消费性支出(包括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流通部门事业费、文体广播事业费、教育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卫生经费、其他部门的事业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外交外事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以及城市维护费)和转移性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以及政策性补贴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投资性支出的就业弹性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投资性支出创造就业的效应却越来越低，转移性支出的就业弹性波动的幅度最大，消费性支出的就业弹性在2006年后呈现上升趋势，在2007年时达到0.99的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