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文献看，鲜见把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的文献。许多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同时，有许多研究认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

(一) 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主要因素

许多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两大主要因素。纪宏、刘扬(2013)^[21]提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中等收入标准线的变化是影响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有很明显的积极影响，效应值在不同时期均超过10%，且大多数年份都在20%以上，收入分配对我国中等收入者产生了较严重的抑制作用，因为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起中等收入者比重下降的平均降幅达到30%左右。李伟、王少国(2014)^[22]提出，我国中等收入者(以绝对标准衡量)比重变化主要受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两个因素的影响。郭存海(2012)^[23]提出，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的共同作用，中产阶级在21世纪得以壮大，经济增长是“拉动”作用，社会政策是“推动”和“巩固”作用。

关于是经济增长的“扩中”作用大还是收入分配的“扩中”作用更大，学者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作用更大。龙莹(2015)^[24]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数据库(CHNS)1988—2010年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中，经济增长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效应。张少良(2017)^[25]采用动态分解法对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此消彼长是造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波动的重要原因，其中经济增长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另一些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因素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大。石刚、韦利媛(2008)^[2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因素对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影响不显著。杨宜勇等(2007)^[27]提出，我国基尼系数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要建立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如果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达到50%以上，基尼系数至少要降到36%。庄健(2007)^[28]对122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基尼系数为0.7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7.6%；当基尼系数为0.6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4.3%；当基尼系数为0.5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41%；当基尼系数为0.4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47.6%；当基尼系数为0.3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54.3%；当基尼系数为0.2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60.9%。刘璐(2015)^[29]根据满足洛伦兹曲线性质的三阶多项式推导出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系数间的关系，也得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基尼系数负相关的结论，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越大，基尼系数越小，相反则越大。Solimano(2008)^[30]对全球129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级规模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在收入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较小。Borraz(2011)^[31]用乌拉圭1994—2004年和2004—2010年的家庭收入数据分析中产阶级和收入两极分化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现在前一时期收入严重不平等时中产阶级比重明显下降，而后一时期，收入两极分化减弱，同时中产阶级规模增加了。Olivieri(2007)^[32]对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86—2004年中产阶级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发现，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衰落伴随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加剧。

此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开放、城乡二元制度等也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周晓虹(2005)^[33]认为工业化发展导致职业结构分化，从而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分化，从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吴青荣(2017)^[34]用1985—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是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驱动因素，产业结构变迁提高一个百分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近0.1个百分点；对外开放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拉动作用趋于强化，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0.4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呈持续弱化的趋势；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强度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弹性为负值。余增威(2017)^[35]认为，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产业调整与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是影响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王哲慧、龙莹(2015)^[36]运用CHNS数据和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影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区域因素、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是影响低收入群体能否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的重要因素。徐佳舒、段志民(2017)^[37]测算我国居民1989—2011年处于中等收入的平均持续时间，发现中等收入持续时间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分别为8.97年和7年，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工作单位类型，地区特征如人均GDP、基尼系数、失业率及市场化程度等都对中等收入的持续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严斌剑、周应恒、于晓华(2014)^[38]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王开玉(2006)^[39]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提升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分配制度不公平等体制因素，并且体制性垄断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也对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造成障碍。姜迪武(2011)^[40]提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制约了农村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李雨潼(2015)^[41]认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过小的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等。李曼(2015)^[42]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及其变动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居民财产总额、财政转移性支出总额、国民总收入、经济增长率、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教育财政性投入总额、工资分配率、银行存贷比率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及变动的累积贡献率高达92.11%。(www.daowen.com)

(二)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经济增长因素

娄峥嵘(2008)^[43]对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为主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存在很大缺口。杨晓妹(2014)^[44]通过建立包括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三者间关系，结果表明： 财政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1.245%，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效应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大，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教文卫支出，释放科教文卫支出的就业扩张效应，提高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正向作用。张术茂(2014)^[45]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中财政教育支出对长期就业总量有较大正向影响，而财政行政管理费支出、财政投资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科技支出对长期就业总量的影响都是负向的;按促进就业作用的大小，排序依次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投资支出、科技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

(三) 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收入分配因素

Afonso、 Schuknecht和Tanzi(2010)^[46]以及Heipertz和Ward-Warmedinger(2008)^[47]实证研究表明，以公平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占比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小。李培林(2007)^[48]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扩大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尤其是转移支付要向基层、农村、困难地区、低收入者倾斜。王力(2012)^[49]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支出等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其中，城乡医疗保险差距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农支出则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安东尼奥·阿弗索、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维托·坦齐等(2013)^[50]利用非参数DEA法来评估公共支出在收入再分配中的效率，发现公共支出政策显著影响收入分配，尤其是直接通过社会支出和间接通过高质量的教育/人力资本投入来发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蔡昉(2013)^[51]认为，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财政支出对调节收入分配具有重要作用，但现行的财政支出体制机制未能有效发挥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效应。莫连光等(2014)^[52]指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明显倾向城市，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不利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Afonso， Kazemi(2017)^[53]通过跨国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