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在创新方面的经验。

（1）日本^[2]

今天走进日本的家电量贩店，卖得最好的商品已经不是昔日的日本品牌，而是美国的苹果手机，联想收购的NEC笔记本，日本的很多研发技术已被其他国家买走，昔日的辉煌和强势已经逐渐消失。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企业曾在美国的嘲笑声中，以赶超性增长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日本的松下、夏普、东芝等企业全面打败了美国的同类企业，甚至有些机构预测，日本有可能在千禧年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这个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日本技术进步的结果，其主要经验是：在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精细化改良；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精益化改进，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体系；适时调整技术政策，积极引导日本从技术引进向独立创新技术转变。60年代，日本被美国嘲笑为卖晶体管的销售员，在完成阶段性的赶超性增长后，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1981年被确定为技术立国元年），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地位。1995年日本政府又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这些均表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但严峻的现实却是，日本不仅没有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反而显得踟蹰不前。正当日本为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癫狂之时，经济增长却突然发生“逆转”，陷入长期“持续停滞”的局面，国际竞争力也从1993年的第3位滑落到2010年的第26位。直到今天，日本仍像一个被困的“巨人”，饱尝着由“逆转”而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困扰。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其根源就在于制度创新不足。

因为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具有个体化、偶然性、规模小的特点，产业创新具有组织性、系统性和规模化的特点。技术创新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将更多的产业纳入发展的过程中。用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说，技术创新一旦卷入商业过程，便会“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实现“产业突破”，而产业突破又会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利润回报，从而推动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增进。由于产业创新需要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所以产业创新更需要制度性的鼓励—即为产业创新提供市场空间和利润回报。在一些经济体中，新技术的扩散是以缓慢的速度进行的，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过程，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同时给予创新行为相应的制度保证。只有制度创新，才会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从偶然性推进到常态化，从自发行为推进到组织行为，从企业行为推进到国家行为。

日本经济体制的僵化弱化了市场的敏感性，市场的封闭性限制了开放的深度性，社会的排他性压抑了民族的创新精神，这些都构成技术创新的“蜀道”。在日本去听政治家演讲，当听到“回归保守”时，会场的气氛就特别好，厌烦创新、厌烦变革是日本现在的社会风气，而回归保守就是回归到二十年前日本社会安定团结的状态中，企业制度上的保守，已经非常“人性化”，让人不得不遵守这些制度，不敢越雷池半步。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在相对封闭型经济向经济全球化转变的关键时期，日本社会开始背离了技术创新的主题，掉进了盲目“扩大”的陷阱，开始痴迷于经济泡沫而失去了理性判断。无论政治家抑或普通国民的头脑都随着经济的虚假繁荣而变得急剧膨胀，盲目地自信“日本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大量过剩资本的形成及流向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更没有将其引导到增强基础开发能力和产业创新上去，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也就在所难免。

近几年，日本创新战略委员会对目前的形势有强烈的紧迫感，日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人口迅速老龄化，使其社会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为了振兴日本，改变在日本随处可见。为了让日本恢复过去的活力，必须加强日本的创新能力。创新的核心功能是解决历史问题，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挑战，为未来创造新的价值，它需要多样性、开放性和全球化，以及主动合作的态度和高效的沟通能力。日本正在敦促其公民调整自己的心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本的社会（社会规范/习俗）首先需要改变，因为它强烈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由此日本提出了建设创新社会的三大战略：

第一个战略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要解放日本的创新能力，就必须拆除它在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城墙。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进一步放宽限制的政策，并在同一时间从过去的束缚、枷锁中走出来。此外，要鼓励创新，必须欢迎和奖励新的挑战，并提供平等的机会。

第二个战略是建设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具体而言，这是必要的，积极吸收各种类型的人，如妇女和外国人，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没有机会在日本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做将意味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会在一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更宽容的社会结构。在中长期，对日本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培养真正能够独立思考并与人顺利交流的人才。

第三个战略是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为了让创新在日本生根发芽，有必要有一个明确的参与目标。由于日本尚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前进，有必要讨论和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以便克服痛苦的改革，这是非常必要的。

（2）韩国^[3]

从世界范围内看，后发国家的发展大多是从学习模仿开始的。但是，当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模仿就逐渐成为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阻碍因素。此时，后发国家必须从模仿转向创新。拉美许多国家由于没有及时转向创新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韩国则由于果断迈向创新驱动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跻身高收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创新驱动韩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其许多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以下是韩国创新驱动战略的七大着力点：

第一，注重发挥政府在创新驱动中的引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鼓励企业直接引进成熟技术、科研部门引进专利技术进行创新研究。进入70年代后，政府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钢铁、造船、机械、电子等领域。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出口的管制越来越严格，依靠引进、消化先进技术来提升本国工业技术的做法已经难以维系。此时，韩国政府深刻意识到自主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力图通过改造先进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85年，韩国颁布《产业发展法》，重点强调市场在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极大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进一步加大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并从模仿转向创新驱动，制定了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借此提升全国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比如，1998年韩国政府出台科技创新五年规划（1998—2002年），其目标是将韩国的研发能力提高到七国集团国家的水平。1999年韩国政府又颁布了《科技发展远景规划2025年构想》，该规划的目标是，2015年使韩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科学研究中心，2025年拥有与七国集团媲美的科技竞争力。2008年，韩国政府实施《政府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重点培育七大技术领域。2013年又制定《创造型经济落实计划——营造创造型经济生态系统的方案》，旨在将国民创意与科技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创造新产业和新市场，鼓励国民创业，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同年12月公布的《第六次产业技术创新计划（2014—2018年）》，旨在打造良性产业技术生态系统，引领韩国迈入产业强国行列。

第二，注重培养创新人才。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韩国经济每隔十年就能完成一次产业升级，这得益于其有效的创新人才战略。韩国对培养创新人才可谓是不遗余力，它们建立了覆盖中小学、大学和职业教育各个层面的英才教育体系。比如，为提升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韩国在全国中小学科学班建立“青少年科学探索班”。高中阶段大力加强精英教育，政府为优秀高中生设立“总统科学奖学金”，鼓励他们报考国内外名牌大学，培养世界级科学家，无论是考取国内大学还是国外大学都会颁发额度不等的奖学金。同时，韩国注重加强技能培训，培养了大批能满足创新活动需要的各类技术工人。在高等教育方面，韩国突出灵活性和创新性。虽然课程较多，但是为大学生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形成了终身学习的氛围。韩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终身职业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使每个人根据其才能和兴趣自由发展，成为高质量的技能人才。对于在韩国投资的外国高科技企业，政府鼓励其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如果研发中心雇佣韩国的科技人才，韩国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据统计，韩国目前总人口中每万人有研发人员近40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www.daowen.com)

第三，注重发挥企业在创新驱动中的主体性。韩国将企业视为创新驱动的主体，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充当了创新驱动的主力军。政府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在政府政策引导下，韩国的企业研究所、产业研发中心、企业技术开发中心等快速成长，成为韩国创新的主要力量。据统计，韩国政府投资的研发机构仅有20多家，而企业研究机构已经超过1万多家，许多大型企业拥有多个研发部门。三星电子公司的研发所多达几十家，研发人员占员工数量的40%，正是依靠强大的研发力量，韩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涌现出一批世界级成功企业。但是，由于融资困难、创业人才匮乏、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等因素，韩国中小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乏善可陈，这也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

第四，注重运用财税政策扶持创新创业。为了激励企业重视自主创新，韩国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政府允许不同类型的企业提取不同比例的收入作为技术开发准备金，并计入成本，政府予以免税。对于申请专利、实用新型技术或自我开发的技术工艺的所得，政府给予全额或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或法人所得税的待遇；对于处于市场开发适应期的技术转让产品，政府给予减免特别消费税的优惠待遇。对于企业支付的技术及人才开发费，按纳税年度给予一定比例的法人税或所得税减免。实践表明，政府采购对于本国高新技术发展能起到一定的扶持作用。韩国通过立法强制政府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进行采购。韩国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单位年度预算的采购计划中，必须含有购买本国中小企业产品的内容；各部门可以按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优选采购本国产品。为扶持民族工业发展，韩国政府2004年以十倍于同类进口汽车的价格采购数百辆现代公司新研制的清洁燃料汽车，政府采购国产软件的份额更是占到国内市场的50%以上。

第五，注重“产学研”协同创新。韩国创新驱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产学研”良性互动，即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紧密合作。韩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提供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鼓励产、学、研建立协同创新体系，共同为新项目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寻找解决方案。早在1993年，韩国就实施了《韩国合作研究开发振兴法》，对针对产、学、研开展的联合研究活动优先提供研究经费、研究设施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将产学研合作纳入法制化轨道。韩国产学研合作的形式包括：指定和设立科学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地区合作研究中心，促进基础、应用与开发之间、地区之间、学科之间合作研究的开展；建设以大学为中心的产学合作研究园区，建立地区合作开发支援团，加速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在政府的有效“催化”下，韩国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企业研发能力和总体科技水平愈来愈强，对于韩国从模仿转向创新功不可没。

第六，注重加大研发投入。迈向创新驱动离不开财力投入与有效的激励。20世纪60年代，韩国研发投入仅为2.5万亿韩元，约占GDP的0.3%，1980年上升到0.5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强度，研发投入规模每年增长10%以上，目前，韩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4%，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政府积极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韩国政府给予创新企业大量的补贴和产业保护，帮助界定创新者与创新成果的占有关系，提高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在韩国，国家的科研经费也向企业开放，鼓励企业参与国家的科研计划。

第七，注重以法律保障创新。韩国通过立法为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陆续颁布实施了《科学技术促进法》《科学家教育法》《技术开发促进法》《技术评估法》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法律。进入90年代后，韩国以进入高科技国家为目标，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设立科技振兴基金。2001年颁布的《科技框架法》涵盖法律多达29种，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促进创新的科技法律体系，为韩国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有效促进了韩国创新活动的开展。

（3）以色列^[4]

以色列是这两年中国企业交流团去拜访最多的国家，以色列以“创新”闻名世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总数超过全欧洲上市的新兴企业的总和。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创业。以色列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创新成果，大体归因为以下因素：

第一，不安全感让每个人都必须有创新意识。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狭长的国土周边曾发生七次中东战争，国家安全、国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对于以色列公民而言，军旅生涯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增强了个人的意志力与决断力，更提升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行动力。一个以色列年轻人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精英部门完成服役，他的履历可以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媲美（辛格：《创新的国度》），因为他已在部队诸多不确定的作战环境下练就了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力。海法理工大学的所罗门教授在讲座中解释说，为了让国家安全，一味运用传统的军事方法和军事理论无法解决以色列每天面临的安全问题，他们必须寻求创新以觅得解决路径。因此，在军队中，上级往往把新兵分成不同类型的创新作战小组，并赋予每个作战小组高度的创新自主权以应对多变的战场环境。由于以色列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在军旅生涯中形成的创新“惯性”对其日后批判思维的形成和职场创新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贫瘠的土壤。除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以色列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极为严酷。以色列国土面积狭窄，淡水、土地资源贫瘠，2/3的国土被沙漠覆盖。建国之后，发展农业、保障生存成为以色列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特拉维夫，我们聆听了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农业滴管技术专家做的关于以色列农业创新历史的报告，参观了基布兹（公社），了解了其发展状况及其在以色列国家、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挑战正是水资源的严重缺乏。然而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以色列人成为沙漠农业、滴灌，以及改良土壤盐分等领域的先驱者和领先者，并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北水南调”的问题，缔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奇迹。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首创的滴管技术，在以色列的城市和乡村，我们都可以看到茁壮成长的鲜花和水果。现在，以色列的农业不仅可以自给自足，其优质农产品甚至可以出口到国外。自然环境的特质和求生的迫切需求对以色列人的原创精神和独立自主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教育模式：好奇、独立、自信、思辨。与中国人类似，犹太人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培养“乖孩子”，而培养有想法、能思辨的孩子。犹太父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孩子们从小受到父母的鼓励，擅长提问，注重思辨。父母在孩子放学回家之后问的第一句话经常是“今天你提问题了吗？”犹太人认为孩子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出生于以色列飞行员家庭的19岁少年佑思，跟我们描述了犹太孩子的几个特质：好奇、独立、信仰、兴趣、自信。对犹太人来讲，“学习是一种信仰”“观念改变世界”。犹太孩子从小就海量阅读，视学习为终身使命，重智慧胜于金钱。强烈的学习愿望是基于犹太人的价值观：对土地的热爱，以及自由和容忍的原则，这也是犹太民族涌现出大量科学家的根本因素，爱因斯坦从小就阅读大量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著作。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对于教育理念影响深远，孩子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吃得苦中苦，方位人上人”，教育从一开始便具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现代中国应试教育鼓励孩子去解题、追求满分答案，却不鼓励孩子提出问题，这种传统填鸭式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科学技术创新没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文化传承：知识是唯一的权威。2000多年来，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挤和屠杀，被打散过无数次，甚至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坚定不移的信仰让犹太人用顽强的意志去生活，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民族的文化氛围、归属意识、团队精神十分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宗教信仰：犹太教有两个经典，《塔纳赫》与《塔木德》。《塔纳赫》即旧约圣经，它规定了犹太人只信仰上帝耶和华，不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化身；不信多神教；不崇拜偶像；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这一信仰方式构成了犹太人与“天”的直接对话，并不需要通过所谓中介与权威。因此，犹太人从小就可以质疑父母、老师，不用担心“面子问题”，犹太人有着“厚脸皮”的传统。同时，正是由于对天启的笃信，犹太人重视精神世界远远胜过物质世界，唯有真理和知识不能被带走，因此他们认为教育是孩子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财富，你的知识越多，你在社会上越受到尊重，爱好读书成为犹太人一生的习惯。笔者在以色列听过一个著名的犹太格言：如女儿嫁学者，变卖全部家当也值得；如娶学者女儿为妻，付出所有财产在所不惜。这就不难理解犹太人在诸多领域的卓越表现：美国的学术界、企业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精英中有大量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0.2%的犹太人却获得了29%的诺贝尔奖；世界最富有的人群中，25%是犹太人。正是辩论、不相信权威是产生大创意的重要方式而不是和谐的彼此恭维。请思考

在中国，我们的文化能孕育创新能力吗？有哪些方面支持创新人才的产生？有哪些方面对创新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大家对创新的深入了解，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结合自己企业的特点为创新设计出的哪些行为可以被接受，哪些行为不可以接受，同时能够保障企业的创新团队和创新体系建设顺利实施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