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壮举，是云南人民为了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排除万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的体现。为此，滇西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由于很多青壮年都上了抗日前线，因此，正如著名作家萧乾在修路现场所看到的那样：修路的“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老媪，花裤脚的闺女”都上阵了，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了修路的主力军。特别是对那些修路的“小罗汉”，作家不由地感叹道：“当洋人的娃娃正在幼儿园玩耍时，这些小罗汉们都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

滇缅公路沿线环境复杂，不少路段不是有瘴疠之困，就是被峭壁所碍。施工过程中，还要随时与暴雨、洪水和山体坍塌做斗争。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段滇缅公路都是滇西人民用生命和汗水铸就的。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经常有人累倒在地，曾有筑路工人亲眼目睹“芒烘寨一个名叫月里冷的青年女子，个又矮，人又黑，力又小，常常累得昏倒在地上”。

由于劳动环境恶劣，医药设备严重缺乏，筑路过程中患病、因病而死者为数不少，如经芒市、遮放至畹町大约116公里的路段是著名的瘴区，修路者死伤竟达半数。云龙一县死于瘴毒者达五六百之多，筑梅子箐石桥的200名石工只有一半生还。

由于地形复杂，凿崖、筑路、修桥为常，修筑者无不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例如，为了加固惠通桥就得先开通桥两头的山路，而要凿开怒江对岸鹰嘴形的惠通崖又绝非易事。作家萧乾考察滇缅公路时记载：“一个修路工人在向我描述由对岸望到悬崖上的工人时说：‘那真像是用面浆硬粘在上面一样，一阵风就会吹下江去。’说起失足落江时，他形容说：‘就像只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随之怒江起个漩涡，那便是一切了。但这还是‘美丽’点的死呢。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了。一声爆响，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www.daowen.com)

在雨季，遇到洪水是常有的事。一遇到较大的洪水，很可能就会有人被水冲走。比如，在修胜备桥，“下桥基的那晚，刚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给水冲掉一次。这时，山洪暴涨了，为了易于管理，一千多桥工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坝上的。江水泛滥到他们的棚口，后来侵袭到他们的膝踝……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至太阳也冒了芽。但点查人数的结果，昨夜洪流卷走了三四十个伙伴。”

在开挖山路时，遇到山体崩塌，总免不了有人因此丧命。若不小心坠入山崖，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更是时不时就会发生的事情。一位参加过修路的傣族人回忆：“我们去换班的那天，坦相领去的那班，正在挖土时，有一个外寨子的民工听上面土动有响声，土司管工的法画准说：‘乱讲，你是在吓人。’话还未完，土真的坍下来了，有一个人就被土块打倒滚下山沟去了。大家一看，树根上还挂着一个包头巾，大家赶忙去挖，挖出来时，身子都压红了，这时才认得是我们寨子的岳波岩兰。抬回家两天就死了。”在修干崖放马场那一段路时“有两个小伙子，在挖土时随土滚下山沟，当场就死了”。

曾任龙陵县县长的王锡光在1938年冬作《滇缅公路纪念歌》中说滇缅公路“不是公路是血路”。那么，修筑滇缅公路时，到底有多少人受伤，又有多少人死亡呢？令人遗憾的是，找遍所有相关记载，都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曾有报道说：“曾经有不少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凄惨地死于无情的岩石底下，怪凄惨地死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虽然这里的“二三千人”只是一个估计的数字，很不确切，但由此不难想象，修路过程中受伤的民工，显然要远远大于“二三千人”的规模。

滇缅公路修成后，一度成为当时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在这条国际通道上，洒满了广大筑路民工的血与汗。滇缅公路是一条公路，但却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是一条用血肉与汗水浇铸而成的抗战生命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