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铃响起，铁蹄声声，还伴着一声声、一句句悠扬的“赶马调”，这是云南马帮的声音。一匹匹驮马，或三五匹一起，或成群结队，满载货物，或穿梭于山间，或疾走于川坝，密切了云南各地间的联系，沟通了云南与外地。如果说，西北沙漠丝绸之路是属于驼队的荣光，那么，南方陆路丝绸之路则是属于马帮的辉煌。而在近代，云南马帮更是迎来了它发展的顶峰。

尽管我们难以说得清楚云南马帮的历史始于何时，但在云南，马曾长期作为长途运输的工具却是由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认为：艰险的地形状况决定了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云南的交通只得以马、骡、驴及苦力为依赖，除此而外，别无他法”。但在这当中，人的力气与耐力毕竟有限，不可能作为运输特别是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驴的运力欠佳，往往只能用于平坝地区的短途运输；只有马、骡，因速度快、力气大、耐力强，善于攀爬陡峭的山路，成为在云南复杂与艰险的地形环境下承担长途运输的不二之选。所以，在古代的云南，当一定规模的长途贸易出现后，以一定数量的骡马结队从事长途的货物运输就成为必然，云南马帮也就由此产生了。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蜀布、筇竹杖，“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王莽时期，从云南走出的朱提银被定为“国币”，流通全国；据考古发掘，曾在腾冲城里发现汉五铢钱数千枚……凡此种种，均属长途规模贸易的痕迹。由此不难推断，早在两汉时期，行进在南方陆路丝绸之路上的马帮早已成为云南对外交往的使者。地处边疆的云南，之所以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与马帮的存在密不可分；地处边疆的云南，如果没有马帮，怎能发挥其作为南方陆路丝绸之路节点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纷争，云南地方也不安宁。因交通阻塞，商路不通，商人安全难有保障，贸易一度不振，马帮运输陷于衰落。

到了唐宋，即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的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大理、喜洲、昆明、保山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像“三月街”这样的专业性大集市已经形成并日趋繁荣，永昌（今保山）、银生（今景谷至西双版纳一带）的海外贸易也空前活跃。“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这是樊绰在《云南志》中所载的《河赕贾客谣》，描述了唐代西洱河地区白族先民进行贸易的艰难。这些白族先民赶着马，翻越高黎贡山，从洱海地区出发日复一日地行进在对外贸易的通道上。也正是这样的一批批商客推动了唐宋时期云南贸易的繁荣，贸易的繁荣对运输的需求又促使马帮运输的恢复与发展，而马帮的恢复与壮大则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明清两代是云南马帮运输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或为军屯的一员，或为商屯而来，或从事商贸，或营生于矿冶业。随之而来的是云南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一队队的骡马运来输往，活跃在茶马古道之上，将茶叶与食盐运到藏区，再驮回西藏地区的土特产；行进在滇缅贸易通途之上，输出缅甸所需的丝绸和其他云南土产，运回云南所需的棉花和各种缅甸土产……贸易的繁荣和马帮运输的发展，促使产生了专事马帮运输营生的人群，如许多的回族人“皆以赶马、贩油、盐米为业”，“资生每仗骡马利”，以赶马来维持生计。(www.daowen.com)

尽管云南马帮与长途贸易相伴而生、相发展，但在近代以前，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贸易发展毕竟有限，因此马帮的数量和规模也都相对较小。进入近代，特别是1889年、1897年、1902年，蒙自、思茅、腾越相继开关以后，伴随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云南马帮运输也迎来了其发展的巅峰。

在近代，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云南马帮运输规模也迅速扩大。活跃在昆明、保山、腾越、八莫一线的骡马常有四五千匹之多；经思茅深入缅甸、泰国、老挝等地的马帮，每年约有3000匹骡马往来；在耿马、镇康一线的对外通道上，一年之中有2000至4000匹骡马忙于运输货物；滇藏之间，即便是在冬季，也有千余匹骡马，开春后则可达3000余匹；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前，蒙自关往来货物全赖马帮运输。

由于马帮运输有利可图，云南各地商人纷纷出资组建马帮，从事贸易，从而形成了凤仪帮、蒙化帮、云龙帮、鹤庆帮、喜洲帮、丽江帮、中甸帮、保山帮、腾冲帮、临安帮、迤萨帮、阿迷（开远）帮、石屏帮、沙甸帮、顺宁帮、景东帮、思茅帮、磨黑帮、寻甸帮、玉溪帮、通海帮、峨山帮、鲁甸帮、宣威帮、曲靖帮、会泽帮、昭通帮、开化（文山）帮、广南帮等30余个地域性大马帮。这些大马帮的驮马往往多达数百匹甚至上千匹，专事长途贸易。此外，那些主要从事短途运输的小马帮更是不计其数。

在抗战之前，云南虽已先后出现了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形式，但工程进展缓慢，数量非常有限，马帮仍然发挥着运输主力的作用。“山间铃响马帮来”，也正是这充盈于各条道路之上的大小马帮，支撑起了抗战前云南长途贸易与地区物资交流的发展，为云南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