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源于人们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由于人们对需要的追求是永恒的、绝对的，因此利益是“永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洪远朋、卢志强、陈波，2006）。但在现实中，“利益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特别和首先是在经济关系中产生、存在和作用的。因此，利益在产生和形成上、在内容上、在实现程度上、在其实际运动中，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特别和首先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性”（洪远朋、卢志强、陈波，2006）。显然，人们追求利益的绝对性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演变性都是经济社会的一般规律。理论上，导致社会利益关系演变的基本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利益客体的角度讲，人们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开放性，人们较低层次生存资料需要的满足必然会导致其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满足，且人们总是希望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范围内满足其物质、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二是从利益主体的角度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主体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重新组合和分化，个体、集体和社会作为利益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变化。利益客体和主体的动态演变特征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调整时间不同，因此社会利益关系的演化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利益演化的规律。社会利益关系的演化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线，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利益演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利益关系的演化不是无序的、随意的，“利益关系的演化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这首先取决于利益关系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因为利益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洪远朋、卢志强、陈波，2006）。据此，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也就决定了利益关系的演变特征和方向。由此，利益关系的演进有两种含义：“一是既有利益关系中不同利益主体所获得的利益绝对量的变化，它意味着可支配的利益量的变化，从而改变利益主体的支出函数；其二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相对量的变化，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对利益关系的变化。”（洪远朋、卢志强、陈波，2006）进一步的，利益关系发展的两重含义决定了利益关系演进的两重性质：利益关系的量变与利益关系的质变。利益关系量变是既有利益关系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改变，通常是处于优势的利益主体对相对弱势的利益主体作出妥协或让步；利益关系质变是新的利益关系形式取代了既有的利益关系，表现为原有劣势利益主体通过“剥夺”优势利益主体的利益而成为新的优势利益主体。以上利益发展规律是从长期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得出的，可视为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而适合于不同社会形态利益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是适合于特定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的利益演化规律。如果从经济角度将社会发展划分成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人们往往从社会分层角度考虑利益发展的基本规律。李正东（2004）对社会分层和利益关系演变作了一个综述：“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社会资源包括财产、权力、收入、教育、声望等，也可理解为经济、文化（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和获取机会上的差异构成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隐性化的关系，是对垂直分化所产生的各阶层之间关系的集中概括。”这里社会分层是与特定的利益关系相对应的。更多的文献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分层和利益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不断凸现，从而利益分配中那种“宝塔型”、“圆锥型”、“倒圆锥型”、“葫芦型”模式会逐渐演变为“橄榄球型”（何建章，1990；李培林，1992；周晓虹，2002；李强，2001），这能够得到实证资料的支持，周晓虹（2005）、李俊奎（2003）通过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结构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使社会利益结构变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状，而中间阶层的充分发育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理论上说，市场经济国家利益模式变化的三个可能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健全，基于自由决策和充分竞争的制度框架比较健全，从而整个社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流转渠道比较畅通；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加速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促使更多社会成员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在收入增加的背景下“白领”的队伍不断扩充；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较强，转移支付力度较高，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社会福利制度、财税制度设计等方面为社会阶层的中产化提供了先决条件。(www.daowen.com)

三是中国新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不是确定不变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也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即利益客体、利益主体、利益来源、利益实现方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较单一的利益主体模式被打破，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产生的增量利益日益庞大，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地联合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以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利益争夺，使各阶段、集团以及个人之间的冲突亦随之空前激烈和尖锐起来，而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和社会国情，使得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张薇，2001；杨山鸽，2003；宁健，2004；杨超，2004；周剑华、刘国强，2004；李长健，2005；彭劲松，2005；韩承鹏、潘明，2005；李景鹏，2006）。作为对上述理解的一个深化，洪远朋、卢志强、陈波（2006）从利益主体、利益来源、利益差距、利益关系的结构、利益关系的性质等维度，对计划经济时期、体制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利益关系演变作了系统性解析，并将这三个时期的利益关系性质分别归结为：纵向权威式的利益关系、纵向和横向交叉的复杂利益关系和平等化与契约化的利益关系。沿着这个思路，陈波（2006）进一步考察了利益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指出利益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不断变化和丰富的利益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直接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