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核算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对社会化的大生产尤为必要，生产“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簿记，就是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核算。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经济核算，而且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加必要。

“四人帮”扬言“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公开与马克思唱反调。社会主义生产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统一体，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经济联系十分复杂，非常密切。只有加强经济核算，对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各种消耗进行认真的记录、分析和核算，才能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增加盈利，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只有加强经济核算，才能及时发现企业生产和管理中的问题，堵塞漏洞，揭露和防止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经济核算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绝不是“四人帮”所鼓吹的经济核算无用论。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还叫嚷：“抓经济核算就是回潮倒退”，就是资本主义。由于经济核算往往要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来进行，“四人帮”就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鼓吹“企业管理取消论”，谁抓企业管理就给戴上“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帽子，诬蔑为“搞资产阶级专政”。张春桥曾公开煽动“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姚文元“要总结没有规章制度而搞好生产的典型”。他们把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经济核算和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而在于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的不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服务的，是榨取工人血汗的一种手段，它又是资本家指挥下，由少数专业人员对工人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是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是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一种手段，实行的是工人当家做主，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相结合的群众当家理财。所以，搞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绝不是“四人帮”所诬蔑的就是搞资本主义。

王洪文曾经这样赤裸裸地说过：“搞乱一个企业，就是在省委书记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绞索。”一语道破了“四人帮”破坏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的险恶用心。实际上，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何止是几个工厂。我们必须清算“四人帮”反对经济核算的罪行，肃清其流毒，认真搞好经济核算，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和歪曲，并不仅限于上述问题，例如，“四人帮”所鼓吹的“法权基础论”，企业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以及“四人帮”所散布的“积累有罪论”，等等，都需要作深入的批判。《资本论》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是有着不可估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仅就上述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四人帮”，特别是其中的张春桥、姚文元，在《资本论》这个显微镜面前，完全暴露出反马克思主义的凶恶嘴脸。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澄清“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造成的混乱，我们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www.daowen.com)

（作者：洪远朋，原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

【注释】

[1]“资产阶级法权”是被“四人帮”搞得很乱的一个概念。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通知“资产阶级法权”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里，我们暂时还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是因为：第一，这里是批判“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错误，还是用原概念较好，否则要引起新的混乱；第二，“权利”和“法权”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没有本质区别。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