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论断能否成立，不仅要看论据可靠、论证充分，而且要看它是否符合现实。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已在资本主义母体内产生。列宁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8]

第一，合作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历史久远范围广大，就业人数多。若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出现的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公平先锋社算起，合作经济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至今已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扎下了根，合作社总数多达64万个。从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看，日本为17．4%，意大利8．1%，法国则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丹麦合作社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10%左右。美国1983年的供应和销售合作社供应的农用物资达159．4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农用物资供应额的20%，销售的农产品净额为493．4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农产品销售总额的31%。1982年意大利增加值最大的1 045家企业，有92家是合作社，占9%；在赢利最多的657家企业中，63家是合作社，占96%。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经济不能不受到垄断资本的支配和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9]但它是“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对抗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所有制、经营宗旨、管理方式和分配原则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做的重要准备。“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10]合作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仍受到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尽管合作企业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但它只是对资本所有权的潜在扬弃。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必然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

第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程度，国有经济的发展使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得到空前的发展。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内，国家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6国分别平均达到15．6%、23．8%、11．6%、17．2%、16．2%和16．7%。这种生产资料与资本的国家占有的发展，是生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占有高度社会化的具体表现。从国家对国民财富的直接支配——财政收支规模来看，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到1992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都很高，法国为47．9%，德国为46．6%，英国为370%，日本为32．9%，意大利为43．7%，加拿大为43．7%，即使是采取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也为30．6%，七国合计为36．3%。从其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看，法国为51．8%，德国为49．0%，英国为43．2%，日本为32．2%，意大利为53．2%，加拿大为49．9%，即使是采取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其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也为35．1%，七国合计为39．9%。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财富1／3以上由国家直接支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也成了普遍现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11]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不仅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做好了物质准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具有共有的某些属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12]

第三，股份经济是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股份制作为资本社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特别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期后，更是飞速发展。到了20世纪，股份制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主要表现在：（1）股份制更加普遍。目前，股份制几乎已扩展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并成为各行业、各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并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占企业总数15%的股份公司的总资产已占企业总资产的80%以上，销售额占全国销售额的90%左右。股份公司，尤其是大公司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2）股权分散化趋势加强。股权分散化首先表现在当今资本主义大公司中，每个股东所拥有的股权比重在降低，一个股东掌握一个公司4%或5%的股本权已非常少见。而且，公司的规模越大，股权就越分散和多元化。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0股以下的小股东占41%。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92年股票发行量达13．4亿美元，股东总数达250万个，其中最大的股东只拥有不超过5%的股权。股权分散化还表现在各国持股人数普遍增加。目前美国直接或间接持股人数已大约占总人口的70%。（3）持股法人化。当今股份公司中，法人持股率上升，个人持股率下降已成为普遍现象。日本1949年法人持股率为28．1%，个人持股率为69．1%。1990年个人持股率下降到23．1%，而金融机构等法人持股率上升到72．1%。据统计，美国1990年机构法人股东的持股额占美国上市交易股票总额的53%，退休基金在所有机构投资中持有的股票额占45%，居第一位。股份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发展表明，股份制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因素。（1）股份制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股份制一经产生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一方面，它使集合起来的社会资本与单个的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的私人性向社会性方向发展，这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13]；另一方面，股份制作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财产组织形式，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对生产社会化的适应使它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而“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14]。（2）股份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相分离”^[15]，它已经使资本的所有权相对削弱，拥有资本的股东已丧失了对他们的股份资本转化的实物资本的任意支配权。行使实物资本支配权的是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所有权的主体是股东集体而不是某一股东个人，因而已经带有公有的属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6]（3）从所有制关系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17]从职能上看，“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8]从当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趋势看，股份制已具有某些公有的属性，股份公司的发展正在使资本主义内部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www.daowen.com)

第四，经济计划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马克思恩格斯曾把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而且由此设想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9]。他们都把整个社会的计划性看作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渐渐走出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早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进行干预，如国家军事采购、加速折旧、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利率、鼓励或限制某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缓和劳资关系的措施；国家干预已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环节，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仅靠完全竞争市场就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就业的传统经济理论彻底破产，随之出现了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以英国凯恩斯《通论》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经济计划化，通过制定短期计划或中长期计划，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性调节。法国于1948年实行了第一个5年计划，到1992年已制定了10个中长期计划，“力图建立一个包括远期规划在内的中期协调框架”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指导和调节。50—60年代，日本、荷兰、英国、联邦德国等也相继推进了经济计划化。这对于战后经济恢复和经济振兴、推动公共部门投资，尤其是消除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无政府状态”到“有政府状态”，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20]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因素。

第五，社会福利制度的社会化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局部调整。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有过如英国的“济贫法”之类零星的社会福利措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福利发展快，涉及面广。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不断增长，进入60年代，更向“多而全”的方向发展，社会福利已从零星的措施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具有了全社会的规模，社会福利已从单纯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了公民的一种社会权利。瑞典更是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有人称其为“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增长较快。1970年，英国、丹麦、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9国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18．1%，到1981年，9国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已占GDP的27．1%。近年来，社会福利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步，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消社会福利，只是在调整“福利国家”的政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虽没有改变分配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明显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收入公平化”方面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

以上五个方面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母体内产生，并且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当然，由于整个社会形态还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的因素不仅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它还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但它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