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青年时报》要闻部的副主编林卿颖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2日

问：《青年时报》面向的读者群是年轻化的，同时报社本身的人员也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5岁。那么在做关于社会分配改革的这个问题的报道时，在内容上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报社认为读者关于这一主题的兴趣点在哪里？通过报道是怎么操作的？

答：《青年时报》有三重定位，都市报、青年报、公民报，这决定了我们处理题材的基本方向。在社会分配改革领域，我们首先要衡量该题材是否贴近普通市民，是否让大部分民众受益。在此基础上，会寻找影响青年群体的切入点。在题材延展和纵深上，则会放在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中去关注，考虑它的时代性及意义。具备上述三个角度的题材，我们都会关注。

问：在报道社会分配改革的问题时，报社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报道者来报道新闻，还是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呢？

答：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其基本属性，但同时在题材选择和处理上，又会带有目的性与倾向性。在分配改革领域，我们会更关注公平与正义，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贫富差距及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分配制度改革诉求等。总体来说，我们会通过尽可能全面合理地呈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来引导社会分配改革的应然方向。

问：在具体操作这方面的报道时，是怎么来贯彻贵报社的办刊理念“新闻推动进步”的呢？比如数据和内容的取舍上，具体会怎么操作？

答：按新闻规律操作，会选择最贴近读者的角度，以及有利于推动制度朝应有方向改进的素材。

问：现在一些社会热点话题都会或多或少的涉及一些社会分配问题，可是有些分配问题稍微一触碰可能就进入“雷区”带来麻烦，你们报社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可以举个例子吗？

答：当然有。按照官方说法，我们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在高速轨道上行驶了近30年。但快速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群，反而财富流动越来越呈现金字塔结构。中国去年基尼系数或超0.5，进入“贫富差距悬殊”阶段，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对该数据的贡献高达40%。中西部差距也仍然难以弥合。中国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已是事实。但显然，这类题材难以用真实可靠的数据公开报道。近年来的地方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层次原因就是社会分配问题。我们要闻部特稿组记者，每周都能接到大量征地纠纷的线索，这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分配问题带来的矛盾，斗殴、自焚、集体自杀都是矛盾扩大化引发的极端行为。显然，也是不宜做深入报道和解读的。

问：你们给报纸的内核定位集中为“锐气”，不摇摆调和。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遇到保守观念和一些过分的行政干预，这样很可能使一些应当面世的新闻“流产”，那你们是怎样坚持将“锐气”进行到底的呢？如果妥协的话，会怎样妥协呢？

答：锐气，我的理解，就是对时代性的把握和突破界限的勇气，无限逼近时代，无限逼近真相。青年报历来以敏锐、尖锐著称，如《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已成为公众及业界衡量报道质量的一杆标尺。本报的“评论周刊”与“时报调查”等版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度。由于特定的宣传形态，我们无法像国外同行那样追求“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但对现世社会的记录与捶打历来是新闻从业者的最高使命，也是时报人始终如一的追求。

问：有时涉及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会不会更加吸引眼球呢（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青年时报》在报道时会不会故意突出这个点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比如某些报道刻意强调“富家子弟飙车案”以及“官二代”等）？

答：我很不喜欢“吸引眼球”这个词。新闻报道不是卖狗皮膏药，需要通过忽悠来骗人钱财。优秀的报道不必有惊悚的标题，不必有华美的辞藻，不必有偏执的立场，只要有快人一步的速度、抢人一步的深度、近人一步的视角，就一定能受到读者的青睐。优秀的记者，也不会去干那些为夺人眼球而夸大其词、放大矛盾、违背新闻事实的勾当。记者是时代的史官，而不是营销员，这一点相信有底线的记者都是牢记在心的。反而，社会公众由于少量不称职记者所作所为，误以为记者群体已没有底线，进而以“吸引眼球”、“炒作”这样的词来混淆新闻判断，这确实是媒体的悲哀。

问：《青年时报》对收入分配改革这项措施的报道起到怎样的作用？是一个新政策的传达者，还是更多地侧重在措施的社会效果上，比如这个措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或者别的？

答：我们的报纸正在逐步清理那些面目可憎的“传声筒”报道。我们希望以读者亲切的视角和对读者有启发的深度，去报道有价值的新闻。

问：目前，社会中涉及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有多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太大、贫富差距太大等，我们知道媒体的责任之一是要传达客观、真实的信息，但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场合，有些问题的提出可能使社会的矛盾激化，对于这些问题，您作为《青年时报》的要闻部副主编会选择报道吗？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政策和媒体责任哪个排在第一位？

答：所谓“激化社会矛盾”，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无法用实验证明报道会加剧或延缓社会矛盾的激发。但一般来说，我们在处理一些敏感素材时，会更多地去分析为什么，而非“是什么”。我们希望做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和建言者，而不是给改革添乱。

问：您觉得一个媒体的报道可以加快一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吗？如果可以，那么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报道？内容是偏向具体的社会问题，还是国家又出台的一个政策，如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哪个的比重大一点？就是《青年时报》想做一个实干家，还是一个唱着赞歌的人？

答：在一个公民社会，媒体扮演的角色永远是社会不断改进的助推器，甚至是，最有力推动者。我们希望那样做。

问：我们看到《青年时报》5月8日，由记者郭之纯发表过一篇关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文章，题目是《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沦为“精神会餐”》，内容大多很中立，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这样的报道有多大的社会效果？

答：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评论和类似角度的报道。

问：我们看到《青年时报》目前是以都市类报纸为主导的，那么涉及“社会分配改革”的报道，是要报道得多还是少呢？如果是穿插在某些事件里进行报道，能举个例子吗？

答：能推动社会进步的题材，我们一直在着力报道。如刚刚召开的省人大会议中，我们独家报道了浙江拟出新规保障劳动关系双方权益，网络转载铺天盖地，像这类进行中的“改革萌芽”一直是我们报道的重点。浙江媒体缺乏对大时局、大政经的关注，而这正是时报正在推进的方向。

问：我们也看了几篇贵报报道“社会分配改革”的文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一种政策的传声筒式，再辅以专家的观点。不知是不是我们了解得不够多才只看到了这些呢？“社会分配改革”方面的问题的报道对于贵报的意义是大还是小呢？对于这个方面的关注在贵报是属于次要还是主要的方面？为什么？

答：专家观点就是对政策的一种解读，公众需要这样的信息，并非一报道政策信息就成了传声筒。当然，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喜欢看时政报道，但我们希望关于社会分配改革的报道，能做得更有价值。

采访对象：杭州电视台新闻一套责任编辑鲁康宁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13日—28日

问：鲁老师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社会分配改革”的相关报道在您的媒体里是被划分到哪一类报道中？是政治、经济还是民生？或是其他？为什么？那么哪一类问题会关注、报道得最多？

答：其实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但是在报道中因为我们是面向观众的，也会涉及很多民生问题，以及经济问题上的报道。时政的本质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社会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敏感话题，所以在报道这个问题上必须听从宣传部的安排。比如说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提高所得税然后再进行再分配等问题，都会着重报道。

问：新闻来源除了是从政府的发布会发出的消息以及颁布的政策文件之外，是否有自己研究或者其他渠道，比如说市民热线、大学生毕业季进行的专题报道等？

答：我们需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权威尤其是像社会收入分配改革这样一个大系统工程，所以新闻的来源必须是政府发布的消息以及颁布的政策文件。那么围绕这个新闻来源可以扩大，比如说市民热线、专题的新闻策划，也会与市民进行互动，关注需要人群的反响互动，征集他们的意见等。举一个例子：国务院发布消息——杭州市政府通知——报道——引申财富再分配、低保、廉租房建设——主动采访相关部门、市民。

问：中国基尼系数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你们在报道中会引用这样国际调查组织的调查数据吗？若是引用，那么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保证？媒体本身会不会自己也做一些调查？

答：国际的数据会引用，但是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权威，我们在看到数据时，会再到新华网去看，新华网上也同样有的，我们才会报。有些数据比较敏感，比如说基尼系数，政府不希望我们引用，但是只要新华网上有的，我们就可以引用，我们信任群众，相信他们的接受能力、分析能力。当然现在的新华网也越来越开放了，比如说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得奖，国内的网站、报纸都没有报，但是新华网上报道了。我们自己是不会做调查的，因为媒体想做也是没有能力的，做出来的也不具有权威性。杭州市有个城调队，我们需要数据的时候会跟他们联系。

问：报道的时候电视台的新闻部有没有某一栏目长期关注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和改革，这里可以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物价等与社会分配有关的问题，进行连续的跟踪性报道？会采用哪些报道形式呢？可以多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答：没有，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民生类节目或者其他有主题类的节目，我们是一个新闻节目，我们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或者收入问题我们要结合具体的背景，没有背景不是新闻，只有结合了背景，我们才会决定报不报。比如说最近我们报道了杭州市一个企业给员工涨工资，这就是结合最近通货膨胀的大背景才报的，这样才有新闻性。

问：那么电视台在报道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是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是简单的告知还是说想要引发观众的思考或者社会的讨论？

答：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主要是告知，当然也不会弱化。我们的报道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去讨论了那么又是我们报道的一个主题。

问：在报道社会分配相关事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您觉得最大的阻力或最难克服的是什么？那么电视台又是如何尽量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答：对于这类敏感问题最大的阻碍是宣传口径、明确口径。

问：在这样的主题中一些观点类型的评论发表出来是要经过一个怎样的审核过程？有没有哪些问题是不能报道或者审查非常严格，或者在什么时间是不能报道的呢，在报道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答：在电视台内部，记者发回稿子——责编，主任审核——相关部门审稿。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柴油荒。我们内部按照这个程序审核好后会交给物价部门和发改局审核，修改，最后按照他们修改的报道。那么对于弱势群体等的报道，目前政府还是没有要求，比较自由的，可以报道进行质疑、讨论。当然无论什么问题，我们内部都有一个严格的审核过程的。那么特殊的时间段，比如“两会”我们就会尽量控制负面报道。但是会区分负面报道与热点报道，比如说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如果在“两会”上提出，那这就不是一个敏感问题而是一个热点话题，这样我们当然会报道。

问：目前我们通过查阅媒体的报道发现，如今媒体在这个主题上大致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是对于社会相关现状的如实相告，就是希望履行新闻媒体的责任；其二就是对敏感问题不作陈述，以维护社会舆论稳定为前提。那么你们的节目对于收入分配相关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倾向于其中的一种？或者有自己的想法，那是什么呢？

答：政府口径。

问：那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有没有关注过其他媒体对这个主题的报道方式？有的话，关注过哪些媒体？原因是什么？

答：会关注的，不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新闻竞争的问题。像我们在同一时间段的竞争对手是省台，同样的新闻那我们就会找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不过现在的新闻同质化比较严重。市台立足本土，省台立足全省。比如说我们市台杭州市的新闻可以占到95%，那么省台新闻有关杭州市的内容就只有60%了。

问：那在关注其他媒体的报道时，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报道策略？如果是的话，具体影响在哪里？否的话如何比较自己媒体的报道与其他媒体报道的异同？首先是和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官方媒体报道策略上的异同？其次是和卫视类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大一些的电视媒体的报道策略上的异同？再次与纸质媒体的报道比较又如何？电视相对于纸媒来说，在问题的报道层次上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答：参见前面报道，中国的媒体都是要按政府口径办事的。

问：对于报道这类较敏感的国家政策的话题，贵台是否会避开对于政策本身的议论，而是转嫁于提一些这类政策如何能够更好地实施的意见，从而软着陆呢？那么这样做的前提是不是就是默认了国家政策万无一失的权威性，而没有错误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呢？

答：按政府口径。

问：在报道这系列主题是否有总结什么规律？贵台对于报道这类问题的一个总的看法是什么？可以用简短的话总结一下吗？

答：主题报道——吃透精神——细化，找独特视角。

问：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谢谢！(www.daowen.com)

采访对象：《杭州日报》　编辑　司马一民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15日—2010年11月26日

问：据我们了解，《人民日报》去年、今年都做过一些关于“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型报道，比如《晒晒咱的钱袋子》、《干得多，能挣得多吗？》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央因此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对此，您觉得媒体是否在这件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答：媒体披露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党和政府采取措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问：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您们报社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比如今年6月的《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合理》，我听郑老师说这个报道是您写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报道该主题呢？

答：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是媒体的责任。

问：关于您们对社会分配改革的专题报道，报道思路是什么？

答：呼吁社会重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共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问：您们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结果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答：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目前政府正在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问：现在您们对这问题的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答：在“十二五”时期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问：您对接下来社会分配改革政策的出台有什么预期吗？

答：中央“十二五”建议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有部署，希望各地能够尽快落实举措。

问：您觉得贵报对于社会分配改革的报道有别于其他媒体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答：把握力度，过犹不及，防止出现负面效应。

问：报道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最大阻碍）是什么呢？

答：没有阻碍。

问：人保部官员苏海南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您觉得会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呢？

答：关键要看具体举措，以及这些举措的可行性。

采访对象：《富阳日报》记者　寿光晓　寿旭光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15日

『寿光晓的部分』

问：寿老师您好，社会分配制度一直是今年的一个热点的话题，我想知道你们在报道政府对此出台的政策时，一般是怎么样选择报道内容的？

答：当政府出台政策时，我们会考量和百姓关联度密切的内容进行报道。关联度越大就越有价值，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做，会不惜笔墨去报道。

问：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为政府做宣传？

答：虽然现在产业化之后，报社不是由上级直接领导，而是属于杭报集团，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但是我们处在这个政治的生态系统中，依然要宣传政府的政策。

问：那你们在报道的时候着重在陈述事实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

答：我们更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介绍它的背景，有时候也会对其进行一些意义的解读或评论，但是更多的是陈述事实。

问：您在采访中有没有碰到因为分配不均或工资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事件？

答：每年我们都会碰到“讨薪事件”，甚至还有“跳楼秀”。其实这些都是很无奈的事情，虽然劳动局包括我们报社都会举行一些“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活动，但是这些都只能解决个别和一些典型的例子。作为记者，我们当然会去选择吸引人眼球的个案去报道，而大部分人并不能解决。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些体制的问题，许多农民工打不起官司，也拖不起。我们只能呼吁，让更多有能力来做这件事的人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宣传呼吁来尽到自己的一份努力了。

问：农民工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了，那近几年来您有没有看到改善的地方？

答：一个感受是，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变强了。从前拿不到工资，他们先找老板，最多找到镇政府就完事了。现在他们会更多地选择向媒体和劳动仲裁法庭求助。

问：我想知道你们在报道里有哪些限制？

答：当然，我又一次要提到政治生态环境的限制。当涉及自己地方的利益时，当地的媒体很难报道。拿我们富阳来说，杭州市、浙江省的媒体要来报道都没问题。所以越小的空间，我们要顾虑和限制的地方也越多，这也是媒体人十分无奈的一点。

问：那面对这种限制的时候，您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答：我们做纸媒的，没有充分的时间，很多时候只能就事论事，要求“短平快”，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呈现真实，守望公众利益，做好“行动者角色”。为了新闻报道中的公平，宁愿放弃“含混复杂的真实”，用最低限度来坚守公平正义的原则。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和复杂，媒介在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但至少我们应当要求自己不为不公平之事摇唇鼓舌，推波助澜，不为此提供舆论支持。

问：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您能不能就自身经验谈谈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答：我们知道许多年前，大学生都是有包分配制度的，包括我们报社也是一样。到近几年才全部实行公开招聘制度，所以这边许多记者都是外地的。以前计划经济时，大学生少，现在太多导致就业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摆正心态，劳动都是一样的。

『寿旭光部分』

问：寿老师，在2008年雪灾的时候您和寿光晓老师写过题为《开动脑筋　帮帮竹农》的公益行动特别报道，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答：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遭受了50年一遇的大雪灾，富阳林业损失惨重。富阳有36万亩毛竹林被大雪压断、倒伏，涉及竹农数万人，损失极其惨重。巨灾后，满山断竹无处销售，只得烂在山上。我们下乡，目睹竹农对着满山断竹放声痛哭。之后我们就向报社及时反映情况，经研究推出“开动脑筋，帮帮竹农”公益行动，特别报道历时近三个月，进行“新闻援助”。这个公益行动的消息见报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富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社会各界关注林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消化断竹的门路。许多市民也建议用断竹编制竹篮，增加竹农的收入。

问：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事件做一个大篇幅的特别报道呢？

答：这个事件一出现，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竹农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们都希望能让政府、企业、社会联手行动起来。所以大幅度的呼吁和报道是不可少的，而事实证明，媒体在这件事情上，也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问：这个活动体现了报纸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情怀，那在服务“三农”和在农村中的社会分配上，媒体又是一个怎样的传达者？

答：首先在农村，农民基本是靠种地或者一些个体的劳动为生，是个体创造财富，不太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我们提的更多的是采取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所以媒体人对于农民的困惑和难处要做到及时反映，起到一个平台和中介的作用，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做到“下情上传”。之前我们做的毛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问：所以在农村，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体现在保障上？

答：对，通过完善保障制度来促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比如富阳农村在做的妇女“劳动转移”，就是给妇女开展就业培训，烹饪家政之类的，提高她们的素质帮助就业和提高非农收入。农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天灾人祸，所以政府也出台了合作医疗、征地拆迁保障等政策来帮助农民。

问：这些都是你们报道的重点吧？

答：是的，近期我们还在报道一些关于农产品保险的问题。许多农民的财产保护意识不高，即使政府有这样的政策，他们也不去关注。希望能通过我们不断地报道来传达许多强农惠农的政策吧。

【注释】

[1]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国1%的家庭掌握41%的财富》，中国网，2010年6月8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 06／08／content_20205958.htm，最后浏览日期：201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