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左”路线下，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受打压的对象，甚至被称为“臭老九”，致使这一概念与其指涉的对象也被贬义化、丑化和妖魔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知识分子从“臭老九”跃升为知识精英和社会权势群体，在媒介话语权力中占据优势地位，其言行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繁荣与活跃的时期，然而随着80年代的结束，批判知识分子也开始了走向终结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动向可归纳为学院化和传媒化。由于大众媒体的迅速崛起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一些文化人开始了与大众媒体的亲密接触，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问题日益显现。知识分子的学院化要求学者坐下来，静守书斋；知识分子的传媒化需要学者走出去，面对公众。表面上看，两者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前者却是后者的基础。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学院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专著、论文、学历、职称、博导头衔以及在学术界所得到的一官半职，既标志着学者在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意味着一种社会评价。所有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传媒化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是让媒体“请你出山”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们也决定着学者在媒体上说话的分量和出场的次数^[14]。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和媒介相遇，30多年间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经历了深刻的嬗变。

（一）媒介与传统知识分子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或“士”。我们这里把中国文人称为知识分子，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归类，是与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钱穆先生指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这是他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平实考察与士的品位属性之认定，加以阐述而出的。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的人，就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混迹官场。历代士人基本上都是将做官当作是人生的第一要务的。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诱惑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几乎不见独立的精神。他们建立了一个官本位的价值坐标体系，受制于这个体系，也无法获得自由。人们对于“士”的推崇，多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算是比较好的职业身份，而非对知识的敬畏。在此情境下，“士”的特性是以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而不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主题。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这样的形象已经深深植入普通民众的集体潜意识。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就此断裂。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的上升通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学与学校教育以及西式的专业理念。如中国台湾学者王汎森指出：“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再一次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15]这就意味着在乡土中国给知识分子提供保障的“学、仕”的系统不复存在了，而与此同时，传统中国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七零八落，传统文人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一向沿着这条道路开始人生的读书人不得不进入社会选择职业。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而恰在此时出现的报刊、出版包括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借助近现代传媒，知识分子实现了现代转型^[16]。首先是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申报》等教会报刊在中国沿海地带的兴盛，然后是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标志的民报的勃兴，此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纷纷涌现。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就为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和表达想象的空间。通过占据报刊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从而“以言报国”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合法性身份在近代历史中已经被湮没，但是正如钱穆所说：“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现代媒体，为知识人提供了另一个指点江山的广阔舞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象的核心内涵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高尚的精神气质。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他们积极地介入传媒，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在道德模式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国家社稷的命运寄托、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和道义化身^[17]。

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被打压、被改造，一片凋零。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众的尊崇和敬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了陈景润这个具有爱国、奉献、拼搏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数学家形象，当科学家由此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集体梦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传媒业的市场化进程加速，媒介形态日益多样化，转型期社会人们更需要观点的指引，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大步从书斋走向传媒的时代来临。同时，电视节目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是一个“焦点访谈”、“对话”、“今日说法”、“欢乐大本营”交织的时代，一个《南方周末》、《读书》与《生活周刊》的时代，一个需要舆论领袖的时代。急剧扩张的媒体尽管仍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这些限制都正在逐步减少、弱化。在电视下方、报刊文章作者名下已不断出现提醒观众或读者的“教授、博士、院长、著名学者”等字样，他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热点问题。

（二）电视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大量学者已经以各种方式进入了或接触了各种大众媒体。很多栏目主持人同时即学院知识分子。比如央视《我建议》栏目的主持人张绍刚（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主持人王鲁湘（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等。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一个重要称谓：电视知识分子。从此往后，与大众媒体密切合作的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恰如其分的命名。作为批判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在他看来，“从左拉到萨特，新闻界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通道，是知识分子革命和战斗的前沿。如果在任何一次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新闻界起不到扩音器和讲坛的作用，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布尔迪厄对所谓的“电视知识分子”持一种批判的态度。1996年，布尔迪厄利用法国巴黎一台提供的电视讲座之机会，对电视本身进行了批判。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批判观点。

首先，布尔迪厄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媒体熟客”。而这种“媒体熟客”在电视上运用快速思维的方式，通常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鄙视。电视台通常都掌握着一本专家教授的通讯录，这批人“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根据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的中国人大陈力丹教授的现身说法，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受访人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18]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国内学者对这批“媒体熟客”的形象描述：在强烈的灯光照射和观众听者的注目仰视下，他们感觉极好，异常自信。而在电视荧屏上，也毫无例外地展示着他们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著名某某专家、某某协会负责人之类的金字招牌，印证着他们此时此刻话语的不可质疑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旁征博引，却避重就轻，深刻问题的巧妙化解，肤浅时尚的啰嗦演绎，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不时来几个让人顿感高深莫测的新词语镇镇倾听的观众。……前些日子与一位博士在一起办事，在街头碰到另一位朋友，朋友艳羡地对博士说，前几天看见你上电视了，博士说，嗨，那算啥，混个脸熟罢了。听到这，我不禁莞尔。想想也是，“电视知识分子”不就是“混个脸熟罢了”。很多东西当不得真的，即使是“名人”^[19]。

大概这也就是从电视频道大增大扩那一阵开始的吧，一时间电视上的话题、研讨、对话、座谈等栏目也就日益见多，于是就有那么些许几位年纪不大却很不潇洒的社会科学电视“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纷纷抢到屏幕上粉墨亮相，在强光照耀下伴着面部抽搐，振振有词地发表他们对文学、股票、明星、足球、离婚、宇航、性科学、电脑、艾滋病、休闲、消费、保龄球、桑拿浴、卡拉OK、脚气、水果节、美容、装修、母乳喂养等各方面的高谈阔论。最为难能可贵的还是，无论你广而概之到什么话题，他全能一套话语却无所不通地侃侃论道脱口而秀，准保都能给你摆出个四、五、六来，果然皆不愧：墙头歪枣树头重脚轻随时会掉果，山间仙人掌刺尖皮厚腹中全是话。日子一长，不但此几位“电视知识分子”前额上有几弯车道沟都被观众烂熟于目，就连他们怎么脸红脖子粗，怎么车轱辘话来回叨咕，就连某先生上面一推眼镜，就准知道他下面还憋着什么后话^[20]。

不错，他是知识分子。由上可见，电视台凡是有点文化的活儿，他都干。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儒雅、清高、自重，或许沾了电视文艺行当的边儿，他穿一件摄影马夹，哼着很青春的“同桌的你”，风风火火地给电视台“当小工”，训他几句也没事儿。在他按月领薪水的地方，他或许无比老成持重，受人仰慕，一副可敬不可亲的威严；而在电视这块儿，他经常是堆着讨好的笑容，间或是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凑在边上实习生似的干这干那，不时冒出一两个有点傻气的问题，引起一阵阵哄笑^[21]。以上这些描述，虽然极尽辛辣嘲讽的意味，但也对布尔迪厄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注解。

其次，布尔迪厄在其著名的“场域”理论思维的指导下，用“互搭梯子”这样的说法对“媒介场”与其他场之间关系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媒介场”通过媒体的放大功能，从而对来自其他“场域”的“电视知识分子”提供超出其专业领域之外的一种媒体认可。反之，媒体依靠“电视知识分子”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布氏将这种双方各有所图的机制称之为“互搭梯子”。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百家讲坛》节目。录制《百家讲坛》的报酬并不多，一集1 000元，还要扣税30元。然而，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纪录。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元和680万元。而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 060万元，超过易中天。王立群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 000册算不错了；但入主《百家讲坛》后，他的读史系列，首印就是20万册，且按10%拿版税。《百家讲坛》也由于这些学者的进入，收视率一路走高，易中天、于丹被观众称之为演技派学术明星。布尔迪厄上世纪的“互搭梯子”理论，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

除此之外，布氏对传媒热衷于评选什么“十大知识分子”之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这类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并不是公众对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是在媒体的扩张、竞争之作用力，以及公众盲目跟从的反作用力下形成的。公众最后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同时还不断地去放大电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进来。最初公众没有意识想去听一个行家点评某个事件，或者想从那些高人的嘴里听到真知灼见，但是后来媒体把它变成了普通人的惯性思维，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并且加重了好奇心——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汶川大地震后不久，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便以《“先跑老师”：该不该受到指责》（2008年6月7日）为题做了一期节目，结果范美忠与郭松民展开激烈论战。此节目之前，网上已有“范跑跑”之绰号；此节目之后，网上又流传开“郭跳跳”之戏称。从电视台的角度来看，这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它火药味浓，影响力大。然而，知道分子郭松民却因此成了一个小丑式的人物。这是一个知道分子成全了节目却牺牲了自己的典型案例。

再次，“特洛伊木马”入侵。“新闻业的操纵力量也可以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利用特洛伊木马的原理，发挥作用，那就是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他们借助外部力量，可以得到无法从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他律即是商业的法则、经济的法则渗透到本是独立的知识场。布尔迪厄对媒介的深刻反思在今天的中国得到了回应。众所周知，于丹由于央视的《百家讲坛》而走红。而“十博士”事件，是学界对于丹的强烈反弹。于丹的蹿红一直伴随着争议。知名论坛天涯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文中言辞激烈，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文中甚至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在帖子的末尾，包括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清华大学博士生王晓峰、暨南大学博士生周韬、中山大学副教授朱崇科以及于丹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杨旸等人，联名表态称“要将于丹抵制到底”。他们认为于丹、刘心武、易中天等人无论是走上《百家讲坛》，还是出书，都是为了媚俗。这场争议，背后都离不开布氏所说的“媒介场”的作用。“媒介场”没有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受制于文化场，同时又由于自身的结构，对文化场实施控制。而于丹、易中天等人又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专业资本”与“传媒资本”是一对矛盾。布氏发现，专业资本雄厚的人往往不屑于走上传媒；而向传媒投怀送抱而取得雄厚“传媒资本”的人则多是 “专业资本”薄弱者。

当然，布尔迪厄在20世纪后半段，已经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左右着人们的文化视野，他也由此把握了一个机会：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发表一系列反对电视的讲话，并把所有这些讲话结集出版，这也就是著名的《关于电视》。而正是由于电视播出的影响力，这本书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争议，还长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以至于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布尔迪厄到底是在批判电视，还是在利用电视？

东方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以及西方学者的实践精神依然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介入性。媒介由资讯时代转向观点时代的趋势似乎也在暗示媒介知识分子产生的必然性。相当数量的学者对知识分子和媒体的接触持肯定的态度。陈丹青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与媒体亲密接触的西方重要知识分子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啊！”^[22]对于前文我们所评述的于丹现象，著名的学者许嘉璐、李泽厚，就表示了公开的赞同。在接受《南方报业》的采访时，李泽厚说：我支持于丹。

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做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

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上电视已经成为时尚。讨论知识分子该不该上电视还不如问一句，当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媒介的重要元素时，媒介公共功能的发挥与知识分子公共性品质的弘扬是否达到双赢。

（三）日益向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无论与媒介的接触与否。知识分子应有一个基本界定，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当然，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

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23]

但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知该做如何的自我评价。

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分裂的群体。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打散进其他的社会阶层，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利益诉求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地分化，甚至在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与在大学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形成差别^[24]。当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充分大胆地运用知识资本，在各个领域展开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分享。部分知识分子成为晋升社会权势人群的知识精英，理想、正义、公平在名利场上显得不合时宜。伴随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增长的，却是媒介声望的褒贬不一，甚至是逐步下沉。按照学者资中筠的说法：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对道统普世价值的承载。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分化为其媒介形象的道德缺失提供了深刻的注脚。

学者陈平原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开始转型，在管理方式上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为专业读者写作的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成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知识的普适性因此消失。

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裂变使公众不断地瓦解对知识分子的美好形象。不断被媒体曝光的学术丑闻、学术造假、学术抄袭、学术腐败等事件使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当代中国几近跌入谷底。曾有一段时间，在由网友自发撰写的百科全书“百度百科”中，对“教授”一词的解释中，第1条、第2条解释内容正常、没有被网民恶搞。但紧随其后的几条解释是：

解释3：教授专门指那种不学无术的、误人子弟的无良人士，民间称之为“教兽”，意为教人成为野兽。

解释4：教授也称为“叫兽”，是指一群吃饱了没事干或正事一件都没干过却整天都在思考如何强奸民意的脑残。

解释5：教授寓指那些专门想着花花姑娘，恋着票子，嫖资，到处疯牛快活的一群SB狗的代名词。教授=叫兽，专家=砖家。(www.daowen.com)

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公众心目中，知识分子思想退化、人格分裂，风骨飘零，公众对知识群体逐渐失去尊敬和信心。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4]刘亚：《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社会》2007年第6期。

[5]郑杭生等：《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段吉福：《关注弱势群体构建社会安全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7]张瑜琨、郭婷婷：《寒门再难出贵子，金钱决定起跑线》，《长江商报》2011年8月8日。

[8]刘同昌：《和谐之理：中国民生问题的调查与研究》，青岛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9]汪凯：《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10]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见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11]B.G.Link，J.C.Phelan，“Conceptualizing Stigm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p.363.

[12]资料来源：“盲流”词条，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b Lb-WTMCsOt LJLYeSt HRY0jou TPN_rClr98HlqNtb_71DTZPXvZKCi_SXWZB5mZZ，最后浏览日期：2013年11月25日。

[1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14]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体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15]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2002年第56期。

[16]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17]陈媛媛：《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4期。

[18]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19]张国功：《混个脸熟的“电视知识分子”》，《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2月7日，亦见《杂文选刊》2001年第2期。

[20]何东：《电视“知识分子”》，《天涯》1997年第5期。

[21]周安华：《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22]陈丹青：《也谈学者上电视》，《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23]《谁是公共知识分子》，《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7期。

[24]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答友人问》，《天涯》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