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西方人将自身认定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与“本土”（native）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本土作为主体、自我、民族、种族、普遍性、成规、同化、整体等，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他者作为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断、差异等，显示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也可以做一个宽泛的界定，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有一定附属关系、有联系、有参照的对比。如白人可以将有色人种作为他者。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但其中隐含着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一个主体若没有他者的对比将完全不能认识和确定自我。借用“他者”的概念，我们来看，大众传媒中的农民工形象都不是他们自主表达与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城市主流人群形塑出来的，只是需要帮助、拯救的“对象”，而非权利主体。其潜台词是，农民工仍然是“二等国民”，仍然是城市社会所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局外人”，只不过，基于良知、基于社会稳定的功利性要求，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维护。他们实实在在地作为“他者”而存在，并同时成为中国城市主流人群的参照。

本部分通过百度对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的新闻以“农民工”作为标题中所含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4220篇样本，排除重复内容，共获得700篇样本。结合“谁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来进行相关分析（如表5-1所示）。

表5-1　“谁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

通过表5-1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谁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来进行相关分析，政府部门给农民工送温暖和解决问题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为62%。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农民工被塑造为一个“弱势群体”，积极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个人奋斗与创业”、“十佳农民工”，占有15%的比重。偏向消极甚至负面的“冲突事件”（农民工可能是冲突当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荒唐事或不理性行为”和“违法犯罪”三种事件类型累加，占据了约13%的比重。

这一简单的统计不难看出，媒体和各级政府似乎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农民工几乎没有话语权利，完全被动地被建构。他们缺乏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权利的渠道，从而需要精英人士的良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关怀，完全是一种沐恩者的形象。从我们研究的样本来看，各级政府对农民工的救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帮农民工讨回欠薪、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农民工职业培训。一个典型的报道是这样的：

关爱农民工子女“送关怀、送欢乐、送健康”活动启动

人民网贵阳7月24日电（陈泳旭）7月23日，由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志愿者协会主办的关爱农民工子女“送关怀、送欢乐、送健康”活动在贵阳市云岩区扶风小学启动。

据悉，本次活动持续5天，期间，由来自贵州财经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的15名优秀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扶风小学开展义务支教服务活动。(www.daowen.com)

“我特别喜欢画画，准备天天都来上课，但就是觉得5天的时间太短了，我真希望大哥哥和大姐姐们能多给我们上些课。”扶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陈贵飞对记者说。

活动承办方贵州大学生志愿者艺术团的穆伍老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仅仅是系列活动的开始，在结束这5天的义务支教活动后，我们会在新学期开学时，将义务支教活动持续下去，组织更多更优秀的同学长期参与其中，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服务。把更多的知识和快乐带给他们，让他们的成长道路走得更好。”

广大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国家、社会和民众做着努力与付出；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倾注的精力有限，而农民工子女却与城里的孩子一样，有梦想、有理想，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送关怀、送欢乐、送健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动和被动？这种新闻叙事首先就将政府放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将农民工划分为另一个群体。如前文所述，这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仅影响每个人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影响了新闻叙事话语，使农民工这个“他者”得不到充分理解和尊重。而进一步，我们也看到，许多媒体仍然局限在“民工”，而非“公民”的层次上来讨论民工问题，探讨的是“他们”而不是作为“我们”中的一部分的“他们”的权益，从而“他们”并没有进入在法理上讲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权利系统。而政府的各种解决民工问题的措施同样将民工放逐在这个权利系统之外。

再来看一篇我们研究样本中的文章。《郑州晚报》2011年7月27日采写的关于“7.23温州动车事故”的报道，题目为《农民工参加动车事故救援 石头砸车窗抬出几十人》。这篇报道客观冷静，记者的文字表述也很到位。

李冠卫从河南周口老家到温州打工已经多年了，附近住的农民工有许多是来自河南的。7月23日晚上动车出事的时候，他正和几个老乡坐在外面聊天，他们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在3天时间内，没有顾得上睡觉，回到家里才发现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整篇文章都用这种笔调写出来，阅读者则对农民工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但是再仔细考察一下。在这篇报道中，农民工是否还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标题中突出了“农民工参加动车事故救援”，实际上，媒体所代表的主流人群一再把自己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农民工作为“他者”相区分并固执地认为：他者的思想和感情不仅是有差别的，还是粗鄙的。因此农民工才会被作为标题中的关键词突显出来，显示了此篇报道的新闻性，原来被预设为素质低下的农民工群体此时突围出来。当记者陈述时、对“农民工”这一主体描述时，总是先天预设了几组对立的观念：城市与农村、本地人的身份与外地人的身份、“我们”与“他们”。同时，这种预设并非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带有浓重的价值判断。

7月25日，李冠卫去洗了个澡，“我的裤子、褂子和鞋上都是血。今天专门又去买了一身衣服、一双鞋”。“要是咱在上面，人家说不定也救咱，将心比心。”谈到事发当晚救援的原因，李冠卫轻描淡写地说。

一句“人家说不定也救咱”显示出城市与农村，农村人与城市人明显的隔阂。城市与农村不再是两种对等的生活状态、身份的描述，而被赋予了高下之分、贵贱之别，与农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落后”、“封建”、“愚昧”等词语群，相应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先进”、“现代”、“有文化”等词语群。这样的预设，这样的描述，都是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下意识地使用，并且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的。农民工永远都是“被叙述者”，媒体描述农民工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是“他们”，农民工只是被叙述的材料。而对应到现实中，就是农民工本该有的利益和权利，因为其“他者”的身份而被忽略了，而“我们”总是以施恩者的形象出现，要完成救赎。正如学者孙立平所说，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形成了依附型关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