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农民工的形象塑造，部分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中山大学的李艳红曾在广州市对《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主流新闻媒体进行了历时三年的农民工报道量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平均用于“农民工”新闻的报道面积占该报新闻版面的百分比仅4%多一点，与农民工17%的人口分量相比，反差悬殊。珠三角地区是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对农民工的关注尚且如此，主流媒体已经远离弱势群体。曹越等对《扬子晚报》的研究发现，2001年该报中城市农民工的形象比较差，正面角色只占10%，而负面角色占66.7%。2003年下半年该报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较差，尽管负面角色下降至45.5%。陶建杰考察了2002年《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文汇报》的情况，发现涉及民工的报道中，负面内容的比例分别为24%、29%和33%。这两项研究都证实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中，负面形象占有相当的比重。

2011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有一则长篇的深度报道《抢劫杀人与2亿中国农民工的悲剧人生》，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生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我们再举一个案例：2005年12月11日，福州某报报道了一则新闻：福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正式成立当日展开的全市规模最大的反恐演练，其假想敌是“因工伤赔偿问题引发闹事”的“上百名民工”。新闻的一个标题是“民工骚乱不法分子趁机火烧售楼部”。“民工”竟然成了反恐演练的假想敌与不安定分子。2009年12月9日广州的《信息时报》有这样的报道：“广州的反恐演习怎么总是假设‘工人讨欠薪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看了有点不舒服。”广州市人大代表近日视察该市公安局迎亚运安保工作时，人大代表刘小钢向公安局表示，此前广州公安局联合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反恐演习所用的假设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还有一些新闻标题：《20多名民工拿手电偷窥女生洗澡被发现后还脱裤》、《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等之类的新闻报道。部分外来务工农民在城市里出于生计所迫，又无人投靠，再加上本来就受教育比较少，会出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媒体如此过度报道，会让受众误以为农民工是地痞、流氓、没素质的野蛮人，甚至误以为农民工和强奸犯、杀人纵火犯是可以画等号的。很多学者从不同取样做了大量统计分析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相似，新闻媒介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在报道规模、报道质量和议题设置上存在着话语权萎缩和媒介镜像被污名化（stigmatize）。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社会中，农民工被“污名化”——他们是肮脏的、不文明的、不礼貌的，是潜在的偷盗犯。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标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10]。

“污名”（stigma）一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它被用来标示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或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林克（B.G.Link）和费伦（J.C.Phelan）将污名定义为一种标签、刻板印象、孤立和歧视等元素共存的权利状态，这种状态存在于各种污名元素的叠加效应之中^[11]。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与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典型的污名化表现有：黄祸论、“犹太人是低劣的人种”。(www.daowen.com)

如果说，“农民工”这一称谓还是一个颇为中性的词语，那么早期对这一群体的称呼“盲流”就带有了强烈的感情和道德评价色彩。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中，长期居民可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盲流一般为农村户口持有者。在传统体制下，农村人口转入城市是在统一计划条件下进行的，盲流在进入城市后一般无长期正式工作，亦非城市企事业单位雇用之合同工，其生活无可靠来源。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秋后，农村人口外流到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区域的现象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国务院于年底再次发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年初对该指示作了补充再次下发。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普遍的现象，1989年达到高潮^[12]。到198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3 000多万人。春节过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外打工的人群就会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有人甚至称此为“盲流事件”。美国的《时代周刊》惊呼此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流。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社会治安、计划生育、交通运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盲流”和“农民工”这两个污名化的指称，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它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的农民工，不应该来到城市，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这种出于潜意识的表达造成几近凝固与僵化的农民工污名化现实。城市的主流群体，一般很难在现实中真正了解农民工的生活，而只能通过媒介所呈献出的镜像来了解进而理解他们。2004年，浙江大学“三农”协会开展了“城市人眼中的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68.58%的城市居民其生活是与农民工绝缘的，他们很少或从不与农民工接触，城市人了解农民工的主要途径是媒体。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Lippmann）在他的《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著作中便提出了现代人“与现实的信息隔绝”的问题。现代社会如此复杂，人们不可能对整个现实世界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直接性的接触和准确的认知。在超出自己感受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大众媒体无疑是为主流群体服务的，也即城市市民、精英群体是他们的主要受众。从这一点来讲，大众媒体是站在精英立场的。大众媒体以贴标签的方式对农民工污名化处理，城市主流人群就会形成刻板印象，进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发生地的现实环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