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它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5]。按照国际社会学界和社会政策界达成的基本共识，社会弱势群体被界定为“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the disadvantaged，the disabled，the weak）等统称为弱势群体。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国内社会学界将弱势群体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弱势群体的形成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既可能是客观的、自然的，有明显的生理性特征；也可能是主观的、人为的，可以从文化和社会性角度进行界定。但“能力的弱势”或“机会的贫困”是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本质。第二，他们在主流文化生活之外和低于社会认可的一般生活水平之下。第三，贫困性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在经济利益上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从而决定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低下性和心理承受力的脆弱性^[6]。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被称为弱势群体，但通常来说，这只是一个宽泛的人口集合的称谓。这个人群既没有特定的组织结构，也不具备正常的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及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最大的共性都表现为经济上的贫困。社会的变化、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使他们（弱势群体）失去机会而被边缘化，也就是说，是政府的政策偏向了强者而抛弃了后来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相当部分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主要不是自身素质而是由于缺乏资本（或权力）。2011年8月初，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于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截至8月8日，原帖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3 000多个回帖，还有不少网站转载。

发帖网友linyang222是一所中学老师，他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上个月中考结束，学校有5个孩子上了重点线。他们都来自开跑车、住别墅的家庭。这个月，这几位学生的家长们还商议送孩子去澳洲参加夏令营。

“反观我们小时候读书，成绩好和家庭条件基本成反比。班上同学读书好的，家里都很穷。”linyang222感慨：“现在的尖子生，除了家庭教养外，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

不出20年，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起跑线已经低了一个级别。linyang222直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

他的观点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有网友跟帖说：“良好的教育确实需要大量金钱，胎教要钱，早教班要钱，各种兴趣班要钱。我亲戚家的孩子才五岁，在教育上已经投入六位数了，学了钢琴、芭蕾、绘画、英语等。”现在小升初考试比拼的不是学科成绩，而是奥数和英语。这两门就得家长去砸钱上培训班。

网友“小洋很忙”说，以某重点高中来说，今年上北大、清华的就有十几个。其中一个班上全部上重点线，2个出国、1个香港、5个清北，剩下的全是211和985的高校。全班62个人，家庭是一个比一个好，从政的、经商的，最差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农民、打工仔家庭的只有那么一两个，而且绝对是那种对孩子超级负责的家庭。(www.daowen.com)

“我绝对相信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出高考状元，能够上名校，但是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所吃的苦头，真的比家境优越的孩子要多得多。”网友“青青木瓜香”说^[7]。

在经济领域，资本运动是一种能够使自身价值得到增值的价值运动，表现在越是收入高、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其财富积累的速度就越快；相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缺乏资本要素的劳动者，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取得的劳动收入，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几乎无任何资本可依。财富向资产拥有者、股权拥有者、广义的金融和资产领域偏移的趋势，导致劳动性报酬尤其是商品生产劳动者的报酬水平，相比之下呈现收敛趋势。由于凝聚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资源、股权）上的财富的增值速度，大大快于凝聚在劳动中、储蓄中的财富增值速度，使得在一个相对的、比较的意义上，出现了“有产者富，多产者富，无产者贫，少产者贫”的现象。《圣经》中有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因此，“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已明显地出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据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8]。近几年来，这种趋势并没有减弱，而是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当前的弱势群体中，农民工所占的比重最大，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上。

在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是工作于城市中却并非市民的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志，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内我国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4 533万人，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为8 445万人。农民工的农村户口阻碍着其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城镇居民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等）排斥。同时，他们与传统的、真正的农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又在日益加深。《广州日报》五位资深的记者刘旦、陈翔、王鹤、李栋、徐静长期关注中国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命运。他们在专著《流动中国——中国流动人口生存现状考察》这样描述一位农民工在讨薪时的状态：重庆合川区燕窝镇鞍山村的农村妇女孙辉菊被当地人誉为“重庆民间劳务第一人”。她不仅介绍当地人出去打工，还帮助他们讨薪。2000年有一次，她专程到广州，为农民工讨薪。到达以后，她没有找当地的劳动局，而是找了六个人做代表和工厂方面谈判。六个人每天吃方便面，他们讲究的是文明讨薪。为了怕工厂的办公室里有方便面的味道，他们都在厕所里面吃。但是工厂方面一开始还是轻慢、辱骂，后来还出动保安围攻他们。这种被排斥、被隔阂的状态决定了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9]。这就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非常现实的处境。

2011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有一则长篇深度报道《抢劫杀人与2亿中国农民工的悲剧人生》，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事实上，长年累月被机器驯化的生活，已经在心底深处彻底捆绑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勇气。况且，在城市他们并无足够的社会资源，即使真去做生意也未必成功。在阿海的姐夫张世东的观察中，周围的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