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image）或“媒介形象”（media image）“主要用来评估针对群体媒介政策的改变，推断媒介对群体改善形象这一要求的反应，或记录社会趋势”（Wimmer&Dominick，2003）。“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取舍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实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1]媒介的“再构成”对社会群体形象再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影响到各群体对自身的认识和判断。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而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昔日的极权主义的“总体性社会”转变为后极权主义的、“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与“弱势群体”趋于两极化的“断裂社会”^[2]。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3]。在“断裂”的两级社会结构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这种断裂转化为社会心理层面的极大落差，形成了两类群体处于不同社会级别上的疏离感，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4]。由于新闻生产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化的行为，故研究媒介形象亦有宏观意义，借此可透视一个社会的新闻生产机制，并可预测传播的社会影响。(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