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分化，以及其必然导致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因为当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缺乏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性日益被迫增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常规策略，“去敏感化”便成为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媒体和某些意识形态生产的参与者）的日常工作。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发布预警性的信息是媒体的常规实践，但同时，如何给予预警性的信息以解释，给予什么样的解释，又是一个权力冲突的场所。在当代中国，话语斗争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姿态。科学取得了某种话语的权威力量，社会科学（乃至国际惯例这样的“科学实践”）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观照、反思、批判中国社会的知识和话语力量。对于这些话语，霸权将视情况而对其做出反应。但其话语力量危及霸权秩序的核心时，霸权力量会奋起“反击”。但这种反击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完全诉诸意识形态的强力“训斥”。而是以一种更具“科学”形式的方式进行，即对于“真理”和“知识”的形塑。

具有较强的普世性的知识的引入，并且对中国的当下状况形成观照、反思、批判的依据，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状况的一个基本背景。不妨回想一下，2008年对普世价值的系统批判，乃是一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霸权争夺战。相比之下，有关基尼系数问题的争议显得要松散得多，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组织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霸权秩序意义上的结构性力量。霸权秩序的生产力渗透于影响文本生产的各个层面的力量之中。互文性文本、机构、发言者、权势集团的影响力等。在话语实践中，霸权秩序利用既有的意识形态资源，对有可能导致合法性危机的因素加以解构和重构，化解其敏感性，以达成维护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霸权的这种运作方式，某种意义上更符合霸权的本意（霸权），它并非简单的形塑强制性合意，而是试图小心翼翼地解构、吸收和掩盖异见。而且，在很多时候，这种改造伴随着反对的声音，体现为“争霸”的过程。而“争霸”的场面，在极权社会中是不曾见到的。这种新的共识生产方式，是30多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即便是“争霸”，也并不会涉及所有层次。某些核心的秩序是不容动摇的。这一点，即便是那些对霸权秩序的局部形成某些局部挑战的文本，亦深深认识到。比如党的领导、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等等。改革初期形成的基本共识，依然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这真正体现了霸权中的关键力量。

霸权力量的总体性，源于它是一张相互关联的节点组成的网络——当然并不是密不透风。但是，对于某一个节点上出现的异在物或挑战，霸权具有“自我修复”的本性和力量。霸权仍然不能仅仅从话语或知识层面来理解，尽管霸权的争夺经常表现为话语争斗，但话语的生产却依托于话语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它不仅包括社会机构与权力体系、媒介组织，也包括那些随时可以被引用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克里斯玛型权威。

【注释】

[1]本书的目标并非在经济学等专业领域探讨基尼系数。因此，对基尼系数的介绍是以相关专业文献共同采用的解释为依据的。事实上，除了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有一些争议之外，专业文献在基尼系数的解释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差异，这点与本书后面分析的大众传媒文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2]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3]张传文：《危险的贫富差距：警惕权利缺失形成“新底层社会”》，《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6日。

[4]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全然否定对基尼系数之普适性进行探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在笔者所搜集的媒体文本来看，严谨细致地从学理性层面来探究基尼系数适用性的文章极少。

[5]有所遗憾的是，该数据库每年所收录的媒体是有变化的，而且收录的媒体数量也不同（大致呈逐步增多的趋势）。因此，某些量化检索结果所透出的含义就有待于进一步的辨别。

[6]〔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302页。

[8]吴金勇、商思林：《中国贫富差距11年观察》，《商务周刊》2005年第22期。

[9]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触发争议的直接原因或许是，2006年2月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现状做出了三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基尼系数合理值上限（0.4），而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第二，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非常快，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带来不利后果；第三，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有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总体来看，有关基尼系数的讨论一直存在，只是在2006年突然形成了一次明显的争议。

[11]几个主要发言者如：经济学家、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萧灼基，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经济学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其言论被媒体广泛报道和转载，在全部文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2]资料来源于慧科数据库，分别见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6月14日）、四川新闻网（2006年6月15日）、《深圳商报》（2006年6月15日）等媒体。

[13]顾海兵：《莫用基尼系数衡量分配不公》，《中国商报》2002年1月7日。

[14]尹继佐：《科学解读基尼系数》，《文汇报》2006年3月16日。

[15]周明、费杨生：《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统计局称应打国情折扣》，中国经济 网，http：//www.ce.cn／macro／gnbd／dszl／zh／200606／14／t20060614_7331818.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4年3月24日。

[16]《独家专访经济学家魏杰　收入差距：不要迷信基尼系数　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评判标准判断中国超过警戒线是教条主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7月14日。(www.daowen.com)

[17]《基尼系数今昔谈》，《光明日报》2005年8月24日。

[18]〔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9页。

[19]郑功成：《辩证看待基尼系数》，《山西日报》2007年12月17日。

[20]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如何正确看待基尼系数》，《长沙晚报》2007年2月27日。

[21]同上。

[22]亚杰：《客观看待基尼系数》，《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8月24日。

[23]《不宜热炒基尼系数》，《辽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6日，来自慧科（Wise News）新闻数据库。

[24]《刘吉：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8-04／25／content_8050306_1.htm，最后浏览日期：2014年3月24日。

[25]《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反对以语言暴力炒作基尼系数》，《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3日。

[26]《央行官员驳基尼系数风险　称中国收入差距被夸大》，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6／27／content_4753563.htm，最后浏览日期：2014年3月24日。

[27]Gwyn Williams，“The Concept of Egemonia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0，Vol.21，p.587.

[28]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8页。

[29]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30]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1]孙立平：《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见《符号的角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2]康晓光：《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学术中华，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3，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3月17日。

[33]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河北学刊》2010年第8期。

[34]萧功秦：《“中国模式”病得很重，面临五大困境》，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a／20101109／000061.htm，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7月18日。

[35]同上。

[36]《随笔：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对比表》，程序员小辉网，http：//www.xiaohui.com／weekly／20061115.htm，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