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国家，政治上的极权、经济上的计划以及文化领域的舆论一律具有高度同构性和总体性。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三个领域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并且相互影响，因此，既有的霸权秩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之中。经济领域的变化是根本而剧烈的，尤其是1992年之后，市场化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但是在政治领域，则仍然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吁求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热烈地讨论过，但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付诸政治实践。意识形态领域更多地与政治领域合拍，为了适应新的经济运作方式，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被重构，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官方意识形态^[32]。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则采取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施政合法性作辩护，这尤其体现为邓小平等党的领袖提出的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政治格言，如“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以及对“姓社姓资”等重大问题的“不争论”方针。而近年来，执政者不断提出诸如“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等新号召，其实质也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情势而对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修修补补。

以此作为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问题上都体现出葛兰西所谓的文化争霸的过程。以“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为代表的一些意识形态话语，常常在媒体中反复出现，并在形塑共识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其中的机制值得分析。葛兰西指出，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是经济结构的产物，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成分为取得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建构性过程中，某一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element）将其他意识形态素材“收编”、“缩合”。拉克劳和墨菲（Laclau，Mouffe）则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形态生产的灵活性以及话语运作的巨大作用：意识形态未必以系统化的阶级意识形态方式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要素可以去阶级化，然后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勾连（articulation），即意识形态的不同组成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话语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出一个有机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方式，由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就是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取得主导权的过程，所以，勾连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有效建构霸权的方式^[33]。

“中国国情”具有非常灵活的“勾连”能力。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它甚至可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或者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起来，形成更具构成力的意识形态。近年来的“中国模式”的提出，便是上述两者结合的一个产物。尽管中国模式有不同的含义，但其主流的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用语，人们用其来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与宣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作用^[34]。但若分析其实质，则可发现它不过对特定历史路径依赖所形成对现状的一种合法化说辞。萧功秦认为，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穷”、“国有病”、“两极分化”和“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等诸多困境^[3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与“中国模式”的甚嚣尘上所对应的是对“普世价值”的有组织的话语批判。(www.daowen.com)

而在最具体的层面上，“中国国情”或者“中国特色”也同样能够起到策略性的话语作用。比如，在一些非常具体的经济、民生政策上，“中国国情”往往成为回避民众合理要求的一种说辞。不过，话语的灵活性也表现为，在某些时候，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拒绝合理要求的说辞。例如，有网络发言者尖锐地指出：“这些年，这两个词，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一个就是‘国际惯例’，另一个就是‘中国国情’。当对利益部门和垄断集团有利而对老百姓无利时，例如银行收费、油价上涨、高薪养廉、住房商业化等时，他们就说，这是与国际接轨，纷纷用‘国际惯例’改进自己的工作，形成了一股采用‘国际惯例’提价、涨价的热潮；与此同时，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工资水平、医疗保障、电信收费、房价等种种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时，给民众的解释却是‘要照顾中国国情’。”^[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