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表征社会贫富差距的经济指标，基尼系数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显得相当敏感。因为它像一个异物，提醒人们意识到霸权秩序中的内在矛盾和裂痕。

1992年之后的中国改革实际上是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危机的反应，执政党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借此维持甚至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9]。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但是，在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引发了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大裂变。李培林的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从改革以后一直扩大，并且没有减缓的趋势——因为按照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假说，收入分配在经济起飞期会急剧扩大，但是到了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时，收入差距会减小，出现一种“平等化效应”。按此假说，人们普遍预测当到达2000年左右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会减小。但是，从2000年之后几年的情况看，结果却出乎意料，各种数据和迹象表明，差距还在迅速地扩大^[30]。孙立平认为，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损益状况，社会群体可以分为四类：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者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阶层。特殊受益者阶层的人数不多，但却凭借其占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千呼万唤的中产阶级和“纺锤形”的稳定社会结构之所以难以形成，相反社会两极化的趋势却越来越严重，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31]。王绍光也指出，市场化之初的改革是一种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阶层的分化和权力对资本介入的加深，经济增长的效益不再为全体国民普遍共享，而是出现了“部分获益型”的增长。甚至出现了一种“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状况，即一部分人的获益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之上。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表现在贫富差距上，则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社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贫富悬殊的经济体之一。

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繁华盛世”的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复杂、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分化、失业和下岗、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乃至房地产，等等。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处于社会所关注的中心，但是并没有得到让公众满意的解决。而这些问题大部分都与社会公正有关，因此，它们很容易演化成社会冲突。无论是媒体和学术界的调查报告，还是政府近年来“维稳”工作重要性的不断增加，都在印证社会稳定问题的急迫性。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尤其是这种不平等起因于分配正义的缺乏，就更容易成为不满情绪乃至对抗的社会心理基础。(www.daowen.com)

基尼系数被广泛关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同时这个参照系因为有其作为“国际惯例”的警戒线指标，还是有关社会公正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基尼系数的高企为民众所普遍感受到的社会不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有充足理由”的注脚。因此，如何消化这一“异物”带来的敏感性，成功地遏制住在这一问题上对制度合法性所形成的挑战，就成为既有的霸权秩序所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