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Gramsci）在分析第二国际共运失败问题时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虽然在他的作品中，该词的意涵复杂而变化不定，但它却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社会与文化分析概念。葛兰西似乎将霸权视为一种总体性地控制社会的力量及其形成的秩序，它既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包含了文化的因素。霸权是“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某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支配性的，某种现实观以其制度性、私人性的显现，传播到整个社会领域，同时使全部的趣味、道德、习俗、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特别是根据它们的知识和道德内涵），还有全部的社会关系，都充满了它（这种秩序）的精神”^[27]。一种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并非简单实施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缘故，更有赖于赢得知识及道德上的共识。葛兰西发现，霸权秩序中存在着一个广泛共享的知识集合，这些知识是由所谓的“宰制区”（dominant block）制造出来，也是用来维护“宰制区”之利益的。这些知识通常通过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如社团、学校、传媒、教堂、家庭等）广泛传播。通过对知识、真理、意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建构了人们的实践感和现实感。换言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被统治阶级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体验为一种“现实”。尤其具有分析潜力的一个思路是：葛兰西将文化霸权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文化霸权体系是在不断抗争及妥协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争霸的精义在于统治阶级为巩固其文化霸权统治而从事的意识形态抗争过程。为了赢取道德及文化上的共识和霸权，亦即使社会的大多数阶级接受某一套有利于霸权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一方面要透过市民社会散布其既有的统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面对市民社会中所产生的反对意识形态，也必须不断地抗争、妥协、包容或者重构^[28]。(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