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话语，不仅强调其自身科学性，更强调其政治性，不仅要拥有“科学正确”的光环，更要占据“政治正确”的立场。一种说法是将基尼系数的高企解释为“正面现象”，它与正确的发展道路有关，是阶段性目标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的必经之路。

在我看来，基尼系数高企起码说明改革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得到了真正的贯彻落实。尽管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尚远，但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毕竟实现了^[22]。而虚设对手并将其置于“政治不正确”的位置，是在众多文本中多次出现的手法。基尼系数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并获得一定的关注度，其数据被引述、被解释、被用作证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引人瞩目。但是，这种关注被某些质疑性的文本界定性为一种“炒作”。而“炒作”的后果，则并不意外地被认定为对“稳定”构成威胁。如果热炒基尼系数，将使目前相对稳定的低收入阶层心态发生变化，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的稳定和风气产生消极影响。过分炒作基尼系数势必引申到反对富裕本身，出现“枪打出头鸟”之类的劫富济贫问题^[23]。(www.daowen.com)

有些话语则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层次，将炒作基尼系数视为反对改革路线的，反对邓小平理论的巨大政治错误：刘吉的结论是，被人为炒作的基尼系数，成了某些一直以来反对改革的人做文章的幌子，他说自己忧心忡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及的贫富差距问题，刘吉认为，“炒作”这个话题违背了现实，更违背了邓小平理论^[24]。然而，“谁在炒作”以及“如何炒作”，却是这些文本无法详细交代的一个问题。有些干脆省略主体，有些文本也是语焉不详地指认了炒作主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不少国外经济学家大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和媒体却大炒基尼系数，从而导致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的强化。社会必须反思如何引导舆论，过度炒作收入差距于国家、于社会没有任何益处。所以，目前我们需要淡化收入差距问题，不是说此问题不重要，关键是要减少争论，避免负面误导^[25]。或者抽象地指出，“会对改革进程产生负面影响”：没有考虑地区价格差异，仅从“名义收入”简单地计算出基尼系数，既不能正确反映我国真实的收入差距，而且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