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最具整合力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很多利益冲突的时刻都起到了悬置争议、化解冲突的作用。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一方面基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路线和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共识；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一话语有效地将其自身建构为一个迷思（myth）。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宣传的历史决定论、与具有超凡魅力的党的领袖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政策路线之间都建立了有效的勾连，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发展”本身提出质疑和反思。只不过在晚近几年，环境方面呈现的诸多危机使一些人开始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片面强调GDP”等提出了质疑。然而“发展”作为一种美好事物是不容怀疑的。更为重要的是，对“发展”的正当性的不容置疑使得“如何选择发展道路”、“谁是发展受益者”之类本应至于广泛的公共辩论之中的议题，常常被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粗暴地忽略或掩盖。在涉及公共利益、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等诸多社会利益分化问题时，强势集团或其代言人有效地运用了“发展”的话语，化解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诉求和社会正义诉求。按汤普森的分析，这正是意识形态对统治关系提供的合法化策略。“统治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合法而加以建立和支持，就是说，被描述为正义的和值得支持的。”所谓合理化，是指“象征形式的产生者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从而说服人们值得去支持”。普遍化则是指“服务于某些人利益的体制安排被描述为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18]。在对基尼系数的普适性提出质疑的文本中，许多不同的说辞，其背后的支撑都依托于“发展”的神话。

基尼系数比较高是否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一位作者辩解道：

不能因基尼系数比较高，就认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已十分严重。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需要运用辩证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但它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共同贫穷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同富裕，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财富的持续积累进入富裕阶层，才能真正向共同富裕迈进^[19]。

这段文字很难经得起逻辑上的推敲，为何贫富差距的拉大乃至超过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反倒成了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共同贫穷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道路为何必须要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事实上，它书写的是一段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叙事，一个迷思。这个迷思以最终的“共同富裕”为结尾，但是中途却要经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必经的道路。

在当代中国，一种很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将各种各样有可能引发不满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改革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且最终将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得到解决。它是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改革和发展，作为人民的集体选择，具有当然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因此这些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人们必须选择承受的东西。因此，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上述叙事只是在其中隐含了历史决定论的逻辑，那么在某些文本中，历史决定论则以明确的“必然性”和“规律”等说法展现出来。例如，有论者写道：(www.daowen.com)

我国基尼系数走高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成分单一，收入分配平均，但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我国的经济总体水平裹足不前，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基尼系数当然较低。基于对我国发展现状的认真反思，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并由此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理念。由此，从1979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高于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80年的290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 700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也是应该容许的^[20]。

文章频频使用“合理性”、“必然性”、“规律”，将解释置入历史决定论的话语型构之中。历史决定论试图将一个由人类有意识的行动建构而成的社会历史过程解释为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注定过程，它由一定的发展规律所支配，并最终导向一个特定的目的。而遵循这种“历史规律”，为特定的目标而行动，则是生活着的人们的义务和唯一正确的选择。历史决定论的话语，还会进一步将自己“自然化”。所谓“自然化”，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象征建构策略。它通过将一桩事物处理为自然事件或者自然特点的必然结果，并试图消解该事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例如，有文本以“自然的”、“客观的”和“普遍的”三个形容词来定义所论及的“基尼系数”状况。

基尼系数的变动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普遍高于发达国家^[21]。组合在一起的两个判断，将中国基尼系数的升高与超警戒线“自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