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官方讲话抑或是媒体文本乃至在公众的日常语言中，“中国国情”（或者类似的表述，如“中国特色”、“中国的特殊情况”等）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特别国情论”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源远流长，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并以此抵制外来的体制和理念（李新宇，2007）。当然，笔者并非否认国情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殊相”，但是，当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和分析被“不适合中国国情”一语粗暴地遮蔽的时候，国情论就蜕变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技术。国情论的力量在于，它让人们有一个简单而易于接受的理由去遮蔽现实或拒绝承认现实。

“中国国情”作为一种话语技术，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质疑性文本中。不过在使用的方式上，有些文本直白，有些则比较隐晦。但是，熟悉语境的读者并不难解读其中的含义。发言者们往往抽象地强调“中国国情”，却并不从中外国情的比较中去定义这种特殊性。此外，不同的发言者所强调的“中国国情”常常大相径庭，这无疑是证明了“中国国情”说法的不可靠。

例如，对于基尼系数的适用性，有发言者认为它不适用于市场经济：

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绝对平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显然，基尼系数适用于计划经济，是衡量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有效工具。因此，将其用于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13]。

他的预设是，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故此，基尼系数不适合衡量中国的分配问题。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论者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反相成”。相反的是，他认为，基尼系数产生和适用于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的社会，而相同的是，他同样对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因为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育的社会。

（对基尼系数的使用）首先要有正确的背景分析，基尼系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人口比较少、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小、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消除的西方社会。当将基尼系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育仍不完善、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且历史差异大、存在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时，尤其需要谨慎对待^[14]。

这样看来，无论“中国国情”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基尼系数都将因这一“国情”而失效，这实在是一件很吊诡的事。

事实上，在所有质疑性文本中，针对基尼系数的适用性问题所设置的“国情”五花八门：有些强调的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些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强调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有些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有些强调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完成”，有些强调“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有些强调的是“中国人民对基尼系数的承受能力比较强”……凡此种种。所有这些“国情”，都导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基尼系数的传统解释不适用于中国。(www.daowen.com)

在话语技术上，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利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认识论上的“一般性／特殊性”，政治上的“西方／中国”、“他者／我者”这些根本性的二元对立预设为基础，开启了二元对立的链式反应：国际惯例／中国国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小国／大国、一元结构／二元结构、市场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不成熟，等等。并经由这些表象上的对立最终导向了实质性的对知识真理性和有效性的二分式判断，比如在文本中常常出现的：简单套用西方（相对的或潜在的说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条主义（相对的或潜在的说法是“辩证思维”）、科学（相对的或潜在的说法是“不科学”）、正确（相对的或潜在的说法则是“不正确”）。如“科学解读基尼系数”、“不要拿基尼系数硬套中国情况”、“正确认识和看待目前的基尼系数问题”，等等。

（1）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他说：“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15]

（2）中国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比较低……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完成后的评判标准。……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超过警戒线，犯教条主义错误^[16]。

（3）这个所谓的基尼系数，是意大利一个经济学家在意大利创造的一个系数，是在一元工业结构社会里面，一个小国衡量贫富的系数。中国不适合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多元结构，怎么适用？

（4）在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人们已经比较习惯于这种差异，也就是说，在我国，基尼系数的警戒标准线可以适当提高。

（5）从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国家都是把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判断收入差距。在不少国家，基尼系数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界线。总的来说，基尼系数只可参考，不能绝对化。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城乡差距大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17]。

正是通过这种话语的运作，将基尼系数的传统解释应用于中国的做法被打上“简单套用”、“不客观”、“不适用”、“教条主义”等负面标签，其合法性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反之，基于“中国国情”的新解释则具有“辩证”、“客观”、“科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光环，其合法性被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