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对基尼系数的调查和研究始于1987年。赵人伟和李实两位研究者长达十几年的系统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便出现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于1993年发表的第一次研究成果显示，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达到0.325，城市为0.233，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当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进行过基尼系数统计，赵人伟、李实给出的数据令政府和学术界都大吃一惊。历时6年的第一次调查结束，而其在国内外带来的全新观念，包括实物收入、基尼系数等的量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99年，赵人伟等人发表的第二次调查显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上升的总趋势愈发明显。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5上升到1995年的0.429，同期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3上升到0.286，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到0.445，接近国际上0.45的红灯警戒线^[8]。其他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包括其他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所开展的研究）所给出的具体数据虽然略有出入，但是在中国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急剧上升这一趋势问题上则显得惊人的一致。比如，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时为0.38，到20世纪90年代末则达到了0.45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稍好之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9]。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进入媒体的视野。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表征此一差距的“基尼系数”一词在媒体中出现的频次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此外，按月份统计带来的结果显示，3月和10月是基尼系数出现频次最高的月份。根据对文本的进一步阅读，其中原因不难解释，即每年3月的“两会”和10月的“党代会”期间媒体中涉及该议题的数量会增加。这也从侧面说明，贫富差距在近些年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

根据对相关文本的解读与分类，大致可以归纳出媒体文章使用“基尼系数”的几个特点。

第一，相关媒体文本主要可以归纳为几类：（1）有关具体的基尼系数数据发布的新闻；（2）对“基尼系数”这一术语作解释；（3）在报道、评论社会问题和协商公共政策时涉及基尼系数；（4）对基尼系数及其在中国适用性的质疑、否定或修正（这是本章主要考察的对象）。

第二，在媒体文本中，“基尼系数”几乎涉及当代中国所有主要社会问题领域：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垄断、腐败、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税收、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房价、犯罪和治安问题乃至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种现象也许表明：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媒体和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且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广泛地勾连在一起。

第三，媒体文本中“基尼系数”出现的频次并不是均匀分布或匀速增长，而是与特定的社会议题和社会事件相关。比如，在每一年中，开“两会”的3月与开“党代会”的10月，“基尼系数”的出现频次都比当年的按月平均数要高出不少。而在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协商之时（如个税起征点改革等），“基尼系数”在媒体中出现频次也会比较高。

总而言之，“基尼系数”在媒体中的“常规性”使用，不仅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也不仅仅作为社会调查数据出现。在更多的场合下，媒体文本谈及“基尼系数”是为了利用其“科学性”和“普适性”来理解、判断、反思和批评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以及协商公共政策。换句话说，“基尼系数”在媒体中的使用具有强烈的公共话语的特性，而它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则为这种话语的力量提供了支持。事实上，大量这类媒体文本都有意识地强调了这种科学性和普适性，典型地体现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标准”、“按照国际惯例”、“依据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标准”等话语方式。

但本章的分析对象并非上述任何一种“常规性”的使用方式，而是对基尼系数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否定或修正的话语。从量上看，这类话语在全部涉及基尼系数的文本中并不占据太高比例，但它们是引人瞩目的。这不仅因为它所提出的观点是“反常规的”，而且涉及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对其意义以及建构意义的方式的整体性解读。(www.daowen.com)

质疑基尼系数的文章一开始只是零星出现的。但有迹象表明，这种话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合流。并且与随后几年的公共政策论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维护现行体制的话语力量。尤其是2006年，媒体中出现了明确地有关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的辩论，成为当年的一个舆论热点。表4-1是2001—2009年以标题中含“基尼系数”的文章数量以及其中的以质疑基尼系数为目的的文章数量。

表4-1　2001—2009年标题中含“基尼系数”的文章数及其中质疑基尼系数的文章数

注：N1为标题含“基尼系数”的文章数量；N2为其中的争议性文本的数量。

在2006年对基尼系数的争议达到了高潮^[10]，表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文章的数量急剧地增加。这一年，标题含有“基尼系数”的文章达71篇之多，其中的争议性文章也达到26篇，均远远地超过其他年份。突发性使得这一争议表现出明显的话语事件性质。第二，有多位重要的人物对此事发表了意见，如高级政府官员和某些领域的学术权威，有些发言者则同时具有政府背景和学术背景，是人们常常说的“学者型官员”或“政府高级智囊团人士”^[11]。第三，不同的意见发生了交锋。在邱晓华提出“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的观点之后几天，不少媒体发表了商榷性的评论，如《国情折扣不能拖延改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打折意味着公平打折》、《该不该给基尼系数打“国情折扣”》等^[12]。2006年7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聚焦中国基尼系数》一文，对几个月来影响较大的观点予以总结。第四，“党的核心媒体”也加入讨论。2月14日，《光明日报》在理论版发表经济学家魏杰的文章《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而在5个月后的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本报记者独家专访经济学家魏杰——收入差距：不要迷信基尼系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评判标准，判断中国超过警戒线是教条主义》一文。这两篇文章内容与观点基本相同，时隔5个月在两份重要的党报以不同的形式发表，耐人寻味。

在各种争议性文本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国情折扣论”无疑最引人注目，也受到了媒体最多的关注。2006年6月15日，邱晓华对媒体表示，虽然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而城乡分别统计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5也没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因此，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个“国情折扣”。事实上，所有争议性文本都或多或少以“国情论”作为论辩的说辞。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对国情特殊性的强调，消解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淡化0.4作为警戒线的意味。

2006年是一个高峰，2007年之后，媒体中涉及“基尼系数”的文章数量大幅度减少（以慧科数据库为依据），而对此问题的争议也基本消失。事实上，2006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的一致意见。而随后几年，某些机构公布于媒体的中国基尼系数数字仍在不断升高。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媒体对基尼系数的关注急剧减少？答案并不知晓。